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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统治者易人群岛依然在（第2页）

而这一切正是发生在那个一九六一年。尼基塔就是在这一年又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想把自由之车一下子拉到天空去。正是在召开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一九六一年颁布了关于在劳改营中可以处以死刑的命令，它规定；对于“采取恐怖行为伤害已经改造好的囚犯（也就是眼线）和伤害看守人员（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人”均可处以死刑。而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一九六一年六月）批准了四种形式的劳改营制度——这已经不是斯大林的劳改营，而是赫鲁晓夫的劳改营了。

当尼基塔-赫鲁晓夫傲然登上代表大会讲坛对斯大林的监狱暴政展开新的一轮攻击时，他其实是刚刚才纵容人们去加强了自己那套毫不逊色的劳改营制度。可是，他却真诚地相信这两者不仅可以并行不悖，而且是协调得体的！

今天的劳改营就是在党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巩固起来的劳改营。从那时起，六年来它一直是这个样子。

这些劳改营有别于斯大林劳改营的，不是它的制度，而是里面的囚犯构成：这里没有千百万犯刑法第五十八条的人。但是，这里仍然关押着千百万人，而且很多人仍然是不公正的司法的束手无策的牺牲品，这些人被扫进劳改营仅仅是因为必须使这个制度能够存在和维持下去。

统治者换了人，但古拉格群岛依然存在。

它之所以依然存在，是因为这个国家制度离开它就不能存在。消除了古拉格群岛，这个国家本身也将不复存在。

没有一部历史是没有结尾的。任何历史总要在某个地方断开。我们根据自己微薄的力量和很不充分的一点材料，考察了古拉格群岛的历史——从它诞生时的血红色排枪齐射，一直看到了恢复名誉的粉红色烟雾的出现。现在，就让我们结束这段历史吧，以赫鲁晓夫使劳改营严酷起来和公布新刑法典之前的宽宏大量的、涣散的光辉时期来结束这部历史吧。将来一定还会出现别的历史书，它们的作者，很不幸，会比我们更加了解赫鲁晓夫时期的和赫鲁晓夫之后的劳改营。

而且这种书已经出现了，这就是c-卡拉万斯基和阿纳托利-马尔琴科的著作。将来一定还会浮现出更多这类著述，因为俄国不久就将进入一个公开性的时代！

例如马尔琴科的书，它甚至使一个饱经风霜的老劳改犯触目惊心，充满恐怖。它描述了现在的监狱生活，给我们描绘出一个更加“新型”的监狱，那是我们这些过去的见证人所无法设想的。我们看到，监狱的第二只犄角（参看第一部第十二章）长得更高，它更深地刺入了囚犯的咽喉。马尔琴科对弗拉基米尔中央监狱的两座建筑物——沙皇时代建的和苏维埃时代建的——进行了比较，从而通过实物向我们说明为什么跟俄国历史上的沙皇时期无法比：沙俄的监狱又干又暖，苏联的监狱又潮又冷（牢房里耳朵冻僵，呢上衣永远不能脱）。沙俄的窗户被苏联的砖堵得只剩原来大小的四分之——别忘了窗外还安着“笼口”

但是，马尔琴科只描写了一处杜布洛夫劳改营。那是关押来自全国的政治犯的。而我手头却收到很多各地来的关于普通刑事犯劳改营情况的材料。这些来信使我感到自己还欠了他们一笔债，因而不能沉默。而且，一般地说，我是欠了普通刑事犯们的债的，因为在这么厚的一部书里提到他们的地方实在太少了。

因此，下面就我所了解，扼要介绍一下现在的劳改营情况。

介绍什么“劳改营”？我们这里根本没有劳改营——这是赫鲁晓夫年代的主要创新！我们早已放弃了斯大林时期那种极端可怕的遗产！小猪已经改名叫鲫鱼了！现在我们这里没有劳改营，而是有移民区（宗中国对移民区）。群岛上著民理应住在移民区，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吗？所以，现在已经没有所谓“古拉格”而只是有“古依特克”了。（不过，记忆力好的读者可能记得从前也这么叫过。都是“古已有之！”的。）如果再考虑到现在我国政府机构中已经没有内务部，而只有社会治安部，我们就必须承认，现在已经为法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不能再为此喋喋不休了。

这样，从一九六一年夏季起实行了四种劳改移民区制度：普通的、加强的、严管制的、特种的。（从一九二二年以来我们没有“特种”是过不了日子的）对犯人采用其中哪一种制度，则由审理该案的法院“根据罪行性质和严重程度以及（似乎还有）罪犯的个人表现”决定。但是为了简化手续，各加盟共和国最高法院都开列了刑法典条文清单，指明犯哪一条应送往哪个地点。这是对后来的新犯人。那么，群岛上原来的“土著民”呢？那些在代表大会前的“赫鲁晓夫改革”时期处于“营区外拘禁”的、解除看管的和呆在“轻管制劳改点”的囚犯呢？这些人则由地方法院按照最高法院的清单（也许还参照当地行动人员的意见），根据具体情节，分别送进各该相应制度的劳改区。

右转舵九十度！左转舵九十度！——这种左右摇摆对坐在甲板上的人可能是轻松愉快的，但是对于呆在沉寂无声的阴暗底舱中的人来说，他的胸腔会有何种感受呢？仅仅在三四年前还对人们说：你们安家立业吧！生儿育女吧！好好生活吧！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的阳光现在温暖着你们！从那时以后，这几年来你什么坏事也没作，可是，突然，你听到狗叫声，看到脸色阴沉的押解士兵把你包围起来，宣布你的“案件”于是，你的家属只好留在那尚未建成的家园里，而你则被赶进某地新围起的铁丝网区内。“首长公民！我一直是奉公守法的呀？首长，我一直积极劳动呀？”什么奉公守法，积极劳动，统统滚你妈的蛋！

地球上会有哪一个，哪一个稍有点责任感的行政当局能够这样急转弯和这样跳跃？也许正在诞生中的非洲国家是这样？

一九六一年进行改革是为了什么？当时怎么想的？是真挚的吗？还是故弄玄虚？（故弄玄虚地说：“这样可以达到更好地改造的目的。”）依我看，当时的想法是：剥夺囚犯在物质生活和人身自由方面的独立性，因为这种独立性是“实际工作者”所无法忍受的；他们要做到：只须自己动动小手指，就使囚犯的肚皮直接有所感受，也就是说，使囚犯处于一种完全受控制的从属地位。为此，就必须消灭大批人无人看守的现象（这种现象对垦荒区的人们来说是很自然的），把人们全都赶进营区铁丝网，使基本食物的供给感到不足，切断囚犯们的辅助收入来源，不许搞临时工作挣钱，不许从外界接受邮包。

邮包在劳改犯人眼里不仅仅意味着邮来食物，它还能掀起某种精神上的浪花，使他心里喜滋滋的。用你颤抖的双手接过邮包时，你就感觉到自己还没有被遗忘，不是孤独的，人们还在惦念着你！我们在特种劳改营时接受邮包的数量是不受限制的（只是每件重量不得超过八公斤，这是邮局规定的一般限制）。虽然远不是大家都能收到邮包，而且也不是经常按期收到，但这还是会不可避免地提高劳改营的总的生活水平，不会发生那种殊死的斗争。如今，对邮包的分量进一步加以限制——每个不得超过五公斤。而且规定严格限额——根据四种劳改区制度，每年允许接受邮包的次数分别限制为六个、四个、三个和两个！也就是说，最优越的普通制度劳改区里的人也只能最多每两个月接受一次五公斤重的邮包，这个重量还包括包装物在内。寄来的还可能是衣物之类。也就是说，他们每个月能够从外部得到的各种食物最多不超过两公斤！而关在特种制度劳改区的人则每月不超过六百克

即使这点东西，如果真能交给你就不错了！实际上这一点可怜的邮包也只是允许那些已服满一半以上刑期的人接受，而且还得在这期间没有犯过任何错误（行动人员、教导人员、看守和看守喂养的小猪都得喜欢你才行）！还要经常百分之百地完成劳动定额i还必须经常参加移民区的“社会文化活动”（也就是参加马尔琴科所描写的那种枯燥无味的音乐晚会，参加强人所难的竞赛——在这些“竞赛”中人们往往由于虚弱而晕倒。或者，更糟的，还要去帮助看守人员干活）。

这邮包也够你呛的了！为了拿到这个由你的亲人包装的小小木箱，人们要求你付出自己的灵魂呀！

我的读者，请您清醒一下！历史我们早已讲完了，我们已经结束历史部分了。这里讲的是现在，是今天，是在我们的食品商店里（就算是只在首都吧）塞满食品的时候，是在你真心实意地回答外国人说“我国人民现在吃得很饱”的时候。是今天人们还在这样用饥饿改造我们那些不慎落水的同胞们（其实他们大部分是没有任何过错的，您现在总算相信我国司法机关的强大威力了吧！）。这些同胞们做梦也还只是梦见面包！

（我还要指出：劳改营统治者的胡作非为没有止境，肆无忌惮！天真的亲属们有时用印刷品邮件或医药用品邮件寄一些书、报或药品来。这些也被当作食品包裹看待！据各地来信反映，这种情况很多！劳改营头头的作法活像装有“电眼”的机器人，他只看到：又寄来一件东西！既然它算“一件”那么随后寄来的邮包就只能“退还原寄”了。）

亲属探望时监视十分严密，严防利用探视机会交给囚犯任何食物。看守们以发现这类情况为荣，互相炫耀自己在这方面的经验。为此，在探视前竟然对于远道来探视的自由人妇女进行侮辱性的周身搜查！（是呀，宪法并没有禁止这样做嘛！你不喜欢？那你就不必会面。回去好了！）

对干现款的来路更是堵得严而又严，绝不许寄现款到移民区来：不管亲属们汇来多少钱，全部替囚犯“存”起来“直到刑满释放”的日子为止（也就是说，国家无息地向囚犯借用十年或二十年）。而且不管囚犯自己劳动挣到多少钱，他也看不到这些钱。

“经济核算”的做法是：给囚犯的劳动报酬相当于同样劳动的自由人工资的百分之七十（为什么呢？难道囚犯生产的产品有特殊味道？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西方，这就该叫做剥削和歧视了）。这工资的一半要由移民区当局扣除（用来维修营区铁丝网，养活“实际工作者”们和狼狗）。再由剩余部分中扣除伙食和服装费（可以想象一下鱼头烂菜汤在劳改营里会值多少钱）。如果还有余，这才记入囚犯的个人帐户，要一直存到“刑满之日”按照四种不同的制度，囚犯可以在劳改营小卖部里花费自己这部分钱的最多限额分别定为：十卢布、七卢布、五卢布和三卢布（但是梁赞州的卡里卡托克的囚犯却来信抱怨说，东扣西扣之后连五卢布也剩不下，不能去小卖部买什么）。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上也说：一个叫伊琳娜-帕皮娜的列宁格勒姑娘什么都干——挖树根、运石头、卸火车、上山砍柴，落得满手血泡，但她每月才可以挣到十卢布！（要知道，那还是一九六0年三月，是“优待”时期，而且当时还在使用斯大林时期通货膨胀时的卢布呢。）

其次是劳改营小卖部本身实行的“管理制度”这个制度把当局的限制和商人的冷酷盘剥二者聚于一身了。由于实行这殖民地制度（“移民区”也就是“殖民地”的意思。语言学家们，这可怎么办呢？既然现在群岛的正式名称不叫劳改营，而叫——也就是殖民地，那我也就只好叫它殖民地了），由于这殖民地的制度本身就是颠倒黑白的，所以，本来是为照顾人而设的小卖部也变成了惩戒人的机构，变成了给囚犯以打击的地方。我从西伯利亚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各移民区收到的所有信件，几乎无不谈到利用小卖部处罚人的情况！稍有差错就罚人不许去小卖部买东西。早晨起床晚了三分钟？罚你三个月不许进小卖部！（囚犯们把这叫做“打击肚皮”）晚点名之前没有及时把信写完？罚你一个月不许去买东西！有时则只因为“说话不当”就罚你。乌斯特维姆斯克的严管制劳改区的人们写信说：“每天总有几个人受到不许进小卖部的处罚，罚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三个月。平均每四人中就有一人犯纪律。如果会计处这个月忘记把你算进名单，你也就一个月别想去买东西。”（没有立即关进禁闭室就不错。这样，过去的劳动总算不会白费。）

在老囚犯看来，这些大都不足为奇。对处于无权地位的人来说，这是家常便饭。

还有人写信说：“如果劳动有成绩，每个月可以多得两个卢布。但是，要想得到这两个卢布，你必须在生产上作出真正的英雄业绩。”

请读者看看，我国多么珍视劳动：由于在生产上有突出成绩，每月奖赏竟达两个卢布之多！

人们来信中还谈起诺里尔斯克的一件往事。不错，是一九五七年，那也是舒适的喘息时期。事情是这样的：不知道哪些囚犯把经费支配人沃罗宁养的狗宰掉吃了。为了这件事全体囚犯被罚“取消工资”七个月！

非常真切，非常像群岛上发生的事情。

或许，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又会反驳我：这不过是一个笑话，怎么能以它为例呢？你自己说的，四个人中间才有一个违反纪律的，那就是说，只要能模范地遵守纪律，哪怕在严管制劳改区里也还能保证每月给你三个卢布嘛，这差不多够买一公斤黄油啦！

说得倒好！大概这位历史学家“吉星高照”（再加上他写过几篇观点“正确”的文章），所以他才没有进劳改营呆呆吧。小卖部里要有面包、廉价糖果和人造黄油就算好事了。实际上，面包每月只来两、三次，糖果的价钱很贵。根本看不到什么黄油、砂糖！就算售货员积极肯干，愿意进货（他是不会的）“领导”也会向他示意嘛！所以，小卖部的货单上只有：牙粉、牙膏、牙刷、肥皂、信封（信封还不是到处都有。至于信纸，则哪里也没有，因为囚犯们可以用信纸写申诉书呀！）和高价香烟。亲爱的读者，请不要忘记，这里不像狱外的小卖部那样每天清早开门，你可以今天买二十戈比的东西，明天再买二十戈比的。这里不同！这里的小卖部每月只营业两天。你要在门外先排三小时队。一进去（早在走廊里就有人催促你了）你就得赶紧把你所有的卢布全都买上东西，因为这些卢布并不在你自己手里，所以，帐上存有你多少卢布，你就得全买上东西：买十包香烟吧，买四筒牙膏吧！

可怜的囚犯剩下的就只有那份口粮了，即移民区给每个人规定的供应定额（要知道，这移民区位于北极圈内呀！）：面包七百克，糖十三克，油路十九克，肉五十克，鱼八十五克（而且这只是数字而已，领到的肉和鱼质量极差，一般都要立即扔掉一半）。这是数字，在囚犯的饭碗里不可能有，也从来没有过。乌斯特聂拉移民区的囚犯提到他们的菜场时说：“那是泔水，恐怕集体农庄的牲口都不一定要吃它。”诺里尔斯克的犯人来信说：“直到现在我们这里还主要是吃糠和碎麦子。”另外还有一种所谓惩戒伙食：每日四百克面包，只许吃一次热菜汤。

不错，在北方对于那些“从事特别艰苦的劳动”的人还另外给一点伙食补助。但是，我们既然已对群岛有所了解，就不难想象列入这个清单的是什么样的劳动了（并非所有艰苦劳动都能列为“特别艰苦的劳动”），我们也知道这“补助伙食”多么糟踏人以囚犯皮丘金为例，他“还能干活的时候，每个季度可以淘出四十公斤沙金，每天可以扛运七八百根枕木。可是，在劳改的第十三个年头他成了残废，于是给他的伙食标准就改为压缩标准了”写信人问道：难道他因伤致残之后胃便立即缩小了吗？

我们也要问问：仅仅一个皮丘金就用他掏得的每月四十公斤沙金供养了多少名外交官呀？！大概我们的驻尼泊尔大使馆是完全靠他养活的吧，苏联驻尼泊尔使馆的伙食标准也随之压缩了吗？

各地来信都说。普遍饥饿，吃不饱。伊尔库茨克州来信说：“许多人患胃溃疡，患肺结核。”梁赞州来信说：“年轻人患胃溃疡，患肺结核。”“患肺病的人很多。”

原先，特种劳改营里有时还准许煮点或煎点自己的东西吃，这里则一律禁止。何况囚犯也没有什么可煮的东西。

为了便于控制这些人而采用的正是这种古老的手段——饥饿。

此外，囚犯们还得劳动。劳动定额提高了：据说，这是因为经过改革后（人体肌肉的）劳动生产率就提高了。不错，是八小时劳动日。还是原先那些班组，还是由囚犯驱赶囚犯去劳动。在卡里卡托克说服一些二等残废人去参加劳动，条件是答应对他们适用关于“三分之二刑期”的规定。于是那些缺胳臂少腿的人也都争着去干三等残废干的活，三等残废则去干一般劳动。

但是如果活计不够他们全体干呢，但是如果劳动日太短呢，但是如果星期天可惜还没占用呢，如果“劳动魔术师”不肯给我们改造这些渣滓呢？——那我们手里还有一个魔术师——制度！

奥伊米亚康和诺里尔斯克两处的特种的和严管制的“移民区”的囚犯来信说：所有私人衣物，如绒绒衫、棉背心、棉帽，更不必说皮大衣了，统统被拿走（这是在一九六三年啊！是十月时代的第四十六个年头啊！），而且“不发给任何锦内衣，也不允许穿任何暖和衣服。违反了就会关禁闭”（列绍蒂，克拉斯特种劳改营）。“除贴身衬衣外全部衣物都被拿走。每人发布制服、棉上衣、呢衣各一件和一顶斯大林式无毛棉帽。这是在奥伊米亚康地区的邱迪吉尔卡，那里最低气温达摄氏零下五十一度！”

的确，怎么能忘掉呢？除了饥饿之外，还有什么东西能有效地控制人？当然是寒冷。寒冷。

教育效果特别好的是所谓特别制度，又称“独院”用劳改营的新词说，这是“特危累和少校们”呆的地方（“特危累”即“特别危险的累犯”这顶帽子由地方法院给戴）。首先这里实行的是穿条纹粗布衣服。囚犯们戴“房式帽”上衣和裤子都是用印着白蓝两色宽条纹的、做床垫用的粗布做的。这是我国的监狱思想家和新社会”的法学家苦思冥想出来的绝招，是他们在二十世纪已经过去三分之二、“十月”胜利四十多年之后、在即将跨入共产主义大门的时候想出来的！他们认为应该让自己的罪犯们披上小丑般的外衣才对。（从各地的来信中可以看出，这种条纹布衣服给今天的二十五年刑期的劳改犯带来的痛苦和伤害甚至比其它办法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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