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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农瘟（第2页）

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里也看不到这样的情景：村苏维埃主席带着一个女教员（作为搜查见证人）走进一家农舍，农舍里的板床上躺着一对老夫妇。（这个老头儿原先开茶馆，那还用说，不是恶霸是什么？谁会走在半路上想喝热茶！）村苏维埃主席举着那干式手枪叫喊：“快给我下来！你这只唐波夫狼！”老太婆吓得哭起来，主席为了增加点恐怖气氛，朝天棚放了一枪（那响声在农家小屋里听起来是震耳欲聋的）。两个老人被赶走，全死在路上了。

当然更看不到他们描写下面这种剥夺富农的手段了：在顿河的哥萨克村里，忽然命令所有的男人都去“开会”会场早已用机关枪包围起来了。把“开会”的人全部抓起来，强制押到别处去！押走男人后再迁移那些妇女就一点也不费事了。

描写给我们看的，甚至拍成电影给我们看的，是剥皮鬼们隐藏起来的整围整仓的粮食。可是我们却看不到人们是怎样强迫哭合着的妇女丢下了她辛苦积攒下的一点点东西，她的命根子——家畜、房子和锅碗瓢勺。（如果你家里有人能“保存住自己”而且他有神通的话，后来他就能够争取到莫斯科替自己家“恢复”中农成份。可是，当他再回到农村时，却已无法找到他那“中农”的家当了：早已被那些积极分子和他们的老婆们抄光了。）

也不让我们看到人们随身带的那些小小的包袱。要知道，被赶走的人们上路时，是每家只许带一个很小的包袱乘坐公家的马车的。特瓦尔多夫斯基一家大难临头的那天，他家里既没有油，也没有烤好的面包，还是邻居送来一些路上吃的东西救了他们，可这个邻居库兹玛有很多孩子，也不富裕呀！——这一切都不会让我们知道的。

来得及逃跑的人，便跑到城市去躲避这场瘟疫，有人还骑走一匹马。但是，那年月把马卖给谁呢：自从农民瘟疫开始以来。农村用的马已经成为富农的可靠标志。因此，马主人只好把马拴在马市的柱子上，最后依依不舍地拍拍它，趁着没被人发觉时迅速悄悄离去。

一般认为那场瘟疫发生在一九二九-一九三0年。但它造成的尸臭却久久笼罩在俄罗斯农村上空。一九三二年，在库班地区的农村，刚刚脱粒完的粮食全部直接从脱粒机旁上缴给国家，颗粒不留。农民只好边收割，边脱粒，边吃。脱粒工作完了，粮食也没有了。甚至没有一粒可以按劳动日分配的粮食。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制止那些痛哭号叫的女人？这里还剩下谁是没有被剥夺彻底伪富农呢？还能强制迁移谁呢？（读者如果想知道清除了“富农”之后的早期集体农庄的情况，可以看看斯克里普尼科娃提供的证明：一九三o年她亲眼看到几个农村妇女从索洛维茨监狱用小邮包把黑面包干寄给家乡的人！）。

再看看季莫费-帕夫洛维奇-奥夫钦尼科夫的经历吧。他一八八六年生于米赫涅夫斯克乡的基什金诺村（离列宁高尔克村不远，就沿着那条大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参加过国内战争。打完了仗，他回到政府分给他的土地上，成了家。他为人聪明、有文化，见过世面，有一双巧手。他通过自学掌握了一些兽医知识，对附近各村的事情很热心。几年辛勤劳动的结果，他盖了一所不错的住房，辟了个小园子，把一匹小马喂养成了一匹高头骏马。不料，新经济政策使他头脑发昏了，于不该万不该，他不该像相信土地一样相信这新经济政策。他和另一个农民合伙开了个作坊，制造廉价香肠。（我们的农村到现在已经四十年没看见过香肠了。如今，人们是会搔着后脑勺这样说的：其实，村里开个制香肠的作坊有什么不好？！）他们两人自己干活，一个工人也没有雇佣，而且制成的香肠是由合作社经销的。他们干了两年（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政府便开始用重捐税扼杀他们了，大大夸大了对他们的收入的估算（收入额是由财务稽核员估算的，再加上那些除了当积极分子之外什么也不会干的害红眼病的懒汉们在财政局吹了不少冷风，所以给他们估得很高），合伙人被迫关闭了作坊。一九二九年，季莫费第一批主动加入了集体农庄，把一头母牛、一匹好马和全部农具都交给农庄了。他在集体农庄的土地上全力以赴地劳动，还替农在饲养大了两头牛。农庄垮台了，许多人从农在逃走，可是这时已经有五个孩子的季莫费往哪里去呢？而在财政局人们的眼里他还是个财主呢（“他帮别人给牲口治病不是也有收入吗！”）。所以，即使加入了农庄之后，还是不断地向他索取高额税款。他无法支付，就从他家里拿走东西。他家有三只羊。有一次，他的十一岁的小儿子把羊赶出去，逃脱了财产登几，可是不久羊还是被人牵走了。后来又来登记财产，在这可怜的家里确实一无所有了，可是财政局那些无耻之徒竟然把栽在木桶里的三棵小橡皮树也登记进去了。这时季莫费忍无可忍，便当着他们的面就用斧子把三棵橡皮树劈了。这是干什么？！第一，他毁坏了已经不属于他而属于国家的财产；第二，他抡动斧头煽动反对苏维埃政权；第三，他的行为诋毁了集体农庄制度！

而基什金诺村集体农在这时已经摇摇欲坠了，谁也不愿意再去干活，谁也不再相信它，已经有将近一半人逃走了。因此，这正是需要杀一儆百的时候。于是：这个恶性不改的“耐泼曼”季莫费-奥夫钦尼科夫，他钻进集体农庄原来就是为了把农庄搞垮的！现在根据村苏维埃主席肖科洛夫的决定。没收他家的一切财产！这是一九三二年，这时大规模强制迁移已经结束，所以没有流放他的妻子和六个孩子（包括一个吃奶的婴儿），只没收了他家的房子，把一家人抛到街头。（他妻子带着六个孩子历尽千辛万苦，在一年之后来到阿尔汉格尔斯克找到了娘家父亲。奥夫钦尼科夫一家人都是活到八十岁左右的，只有季莫费一个人在这种生活折磨下五十三岁就离开了人间。）

甚至到了一九三五年还有类似的事。复活节那天，喝得醉醺醺的集体农庄主席在被剥夺光了的农村街道上转来转去，向个体户要钱买酒。不给？“我们要剥夺你的财产！”“流放你！”而且真的会流放的！你是个体户嘛！这就是“伟大的转折”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们也绝不描写那充满苦难的流放的旅程，不描写农民在路上是怎么走的。似乎把他们装上车，送走了，故事也就到此结束，可以画上三个“米星号”结束这一章了。

被流放的人如果能在天气暖和的季节坐上大车，那就是十分幸运了。往往则是带着婴儿，带着几岁、十几岁的孩子在冰天雪地的季节坐雪橇走的。一九三一年二月间，新西伯利亚州科契涅沃村的人们在曾经看到由武装士兵押送的大车队连续不断地从村里经过——从冰雪的荒原中来，又走向冰雪的荒原中去了。那些人只有经过押解人员批准才可以进入农家暖和几分钟，而且出来后要追上车队，不能耽误车队的行程。（这些格别乌的押解人员如今不是仍然活在世上，领着养老金吗！他们总该记得这一切吧！也可能忘掉了）这些车队进入纳雷姆沼泽地之后，就全部留在这无底洞似的吃人地带了。当然，小孩子们早在到达沼泽地之前就冻死了。

原来的意图就是这样的——就是要这些农民的种子同成年人一起灭绝。自从传说中的吃人魔王消失之后，只有“先进学说”能够告诉我们怎样才能把男女老幼一下子统统消灭掉。希特勒算什么！希特勒在这方面还不过是他的小学生。希特勒幸运的是这时已发明了窒息汽车，所以他才出了名。可是，对于我国的杀人方法好像谁都不感兴趣似的。

庄稼人知道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命运。因此，如果他们幸运地坐上了移民列车，而列车又幸运地经过有人居住的地方，他们就把那些幼小的、但已经会爬的孩子从车窗抱出去，放在车站站台上：孩子，你自己到人世间去找活路吧！讨饭去吧！免得同你爹娘一起死掉！

（在饥饿的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间，阿尔汉格尔地区曾实行对穷人的孩子免费供给小学早餐的办法，发给他们服装配给票证。但是，这些东西是绝不发给那些特殊（强制）移民的可怜的孩子的。）

有一列从顿河地区开出的移民列车，里面全是哥萨克妇女和儿童，（男人们全在“开会”时被抓走了。）车里有个妇女临产了。可是，每天只发给她们一杯冷水，三百克面包，这还不保证天天都有呢。接生婆？连想都别想！母亲自然不会有奶，婴儿饿死了。埋到哪里？两名押运兵走进了她们的车厢，在火车运行途中打开车门把小尸体扔了出去。

（这列火车开到了宏伟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建设工地。她们的男人们也被送来了。要住？你们自己挖地屋吧！从马格尼托哥尔斯克起，我们的歌功颂德派诗人们就开始关心起来了，就开始在作品里反映了。）

特瓦尔多夫斯基一家乘大车只乘到叶尔尼亚。幸而已经是四月的天气了。在叶尔尼亚把他们装进运货列车，车厢反锁着。车厢里连个大小便用的桶也没有，地板上也没有留一个小洞。因此，康斯坦丁-特里丰诺维奇-特瓦尔多夫斯基不得不冒着受罚或按逃跑罪判刑的危险。趁着火车的轰鸣声用菜刀在地板上挖出一个小洞来。一路上的食物供应是：头三天中只有一次在一个大车站上送进来几桶菜汤。不错，他们总共在路上才走了十天（到乌拉尔北部的利亚利车站）、可这里的四月还是冬天呢。迎接列车的是几百辆雪撬人们乘雪橇顺着冰封的河流进入林区。请一间二十名放排工人住的工棚。可是当晚运来的这批人足有五百多。警备队长彼尔姆人索罗金，共青团员，在雪地里边走边命令人们往地里打木桩子：“就住在这里！要修街道2在这里盖房子！”后来的帕尔察村的基础就是这样奠定的。

在严冬的夜里，在原始森林中，硬对人们说：“就住在这里！”这种残酷性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难道这是人干的事吗？白天运送他们，却安排他们晚上到达目的地！可是，几十万几十万的群众，包括老人、妇女和孩子，就是这样被送来抛弃在这森林地带的。在科拉半岛（阿帕奇那），人们在冰雪覆盖的简陋工棚中度过了北极地区的整个黑暗的冬天。话又说回来，把伏尔加河沿岸的日耳曼族人用火车运到干旱无水的卡拉干达草原地带，一九三一年的夏天（不要弄错，不是一九四一年，是一九三一年夏天！）叫他们在那里进行挖掘、建设，每天按口粮分给一点水喝。这种作法又比上面所讲的仁慈多少呢？而且卡拉干达也会有冬季到来的。（到一九三二年春季孩子和老人们就全部患痢疾和营养不良死光了。）在卡拉干达，也和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一样，盖起了许多类似菜窖的、狭长低矮的土房让人们集体住。在白海运河工地则把人们安置在空出来的劳改营工棚里。流放的人到达高希姆基不远的伏尔加运河工地时，这里刚刚完成水文地质勘测工作，还没有劳改营，只是把人们抛到大地上，就叫他们用十字镐刨地，用小车运土。（报纸却报道说：“给运河工地送去了机器。”）.面包是没有的。住的土房要在下工之后各自控建。（现在，那里有游艇载着莫斯科来的游客们游览。须知在水底、在地下、在混凝土中间埋着多少白骨啊！）

一九二九年，在“瘟疫”发生之前，阿尔汉格尔斯克市的所有教堂全封闭了。教堂是早已打算关闭的，这时恰好有了实际需要：安置流放来的一“富农”庞大的流放着洪流经过阿尔汉格尔斯克，一时这座城市似乎完全变成了一个大转运站。教堂里搭起了多层床铺，只是没有东西可以取暖。运犯人的货车一列接一列把流放者卸在站台上，衣衫破旧、愁眉苦脸的乡下人在路旁的犬吠声中走向教堂里的板铺。（一个性施的孩子记得一个农民脖子上套着一副马脖套。那是因为这个人在强迫他离家时一时想不起该拿什么最需要的东西，匆匆套上它就走了。还有一个人抱着一台带喇叭的留声机。电影摄影师们你们该把这些镜头拍下来才对！河一座教堂里搭起了八层板铺。由于板铺设有固定在墙壁上，它夜里塌下来，压死许多户人家。哭叫声连天，惊动了警卫部队。

人们就是这样度过了这个瘟疫的冬天。不能洗澡。皮肤溃烂。斑疹伤寒流行.很多人死去。但是，阿尔汉格尔斯克市居民却接到严格命令；绝对不许帮助“特种移民”（当时称这些被流放的庄稼人为“特种移民”）！濒死的种田人在街上徘徊、谁也不敢让他走进家去，给他一点吃的或者从家里端给他一碗茶：谁要帮助，谁就会被当地民警抓去，失掉公民证。饥饿的人在大街上蹒跚地走着，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摔倒了，人们走过去一看：死了。但是，即使这样，也不许人们去收尸。（街上有密探在监视，注意谁对这些人发善心。）在这同时，阿尔汉格尔斯克近郊栽种蔬菜和饲养家畜的村子也在整村整村地被流放，（不禁又要发问；既然全村流放，那么这些村子里究竟谁剥削了谁？）因此，城里人也都心惊胆战，唯恐轮到自己。人们甚至不敢在尸体旁边停下来看看。（有一具就躺在格别马机关大门旁边，也没有人收尸。）

掩埋工作由城市公用事业单位有组织地进行。当然谈不到棺材，只是在沃洛格达大街尽头的公墓旁边，在野地里挖个大坑，扔进去了事。当然没有立任何标记。

这是对待那些生产小麦的人，而且是在流放的中途。过了塔拉基村还有个更大的农民集中营。那里有一些人被挑选出来装运木材。不料其中竟有一个人狡猾地在运往国外的原木上刻写了一封致外国人的信（看，让农民识字有什么好处！）。此事被发现后，就不再让这些人装运木材了。他们被赶到更远的地方去，赶到奥涅加湖，皮涅加河，德维纳河的上游去了。

我们在劳改营里常常开玩笑说：“反正不会流放到比太阳更远的地方去。”可是，那些农民确实被流放到十分遥远的地方去了，那里很久之后才出现第一间点着松明的房子。

流放农民与俄国历史上的流放和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一切流放不同之处，是不把农民流放到某个遥远的，但有人居住的居民点去，而是赶到野兽出没的地方，使他们回到原始人状态。不，比原始人的处境还要坏：我们的祖先在原始时期也是选择靠近水源的地方居住的。人类自古一直是这样选择居住地的。可是，契卡人员替特种移民选择（被流放的农民自己当然无权选择！）、的地点则是满是石头的山坡（例如，在皮涅加河旁比河面高一百米的山坡上。那里根本挖不出水来，地上什么也不长）。相距三、四公里处就有一块适于耕作的河湾宜地，可是，不行，命令规定：不许在河湾居住！他们得到几十公里外的地方去刈草，干草要用船运回来有时甚至禁止种粮食作物。（农业经营的内容也要由契卡人员规定！）我们这些城里人往往本大理解牲畜对农民生活的重要性。农民没有牲畜简直无法过活。可是，这些流放来的人却注定今后许多年再也听不到马的嘶叫、牛的哞鸣和绵羊的咩咩声了，再也别想备鞍、挤奶和饲养牲畜。

西伯利亚楚雷姆河畔有一个库班哥萨克人的特种移民村，这个村子被铁丝网围住，四周修起了岗楼，像集中营一样。我们已经写到过，许多地方就是这样把流放村变成了劳改营。

为了使这些可恶的劳动者尽快死光，使我们的国家里不再有他们，也不再有粮食，看来是尽了一切可能的。许多这类村庄确实死光了、如今只有偶然的过路人走过这些村庄的遗址时一点点地把遗留下来的棚房拆掉，引火取暖，一边踢开落在脚下的骷髅。

无论什么样的成吉思汗也没有像“党”领导下的我国那光荣的“机关”那样消灭过这么多农民。

让我们再来看看瓦修甘惨案吧。一九三0年冬天，约有一万户人家（按那时期的每户平均人口计算，该有六、七万人）步行经过托木斯克被继续向前驱赶：先是顺托米河而下，又向鄂毕河下游走，然后又奔向瓦修甘河上游，走的全是只有冬季才能通行的路。（这支队伍走过之后，沿路的村民们曾被动员出来收拾遗弃的成年人和小孩的尸体。）然后这些移民被遗弃在瓦修甘河和塔拉河的上游的鬃岗（即沼泽地带中比较坚实而高出的地方）上，从此便无人过问了。既没有给他们留下粮食，也没有留下劳动工具。天气转暖，冻土融化，这里就成了孤岛。只有两条用原木在沼地里铺出的小路通向外界：一条通向托博尔斯克，一条通向鄂毕河。而两条路上都有机枪岗哨严阵以待，不放一个人走出这座地狱。大批的人死亡。人们在绝望之中跑到岗哨前，苦苦哀求，可是他们立即被机枪打死。后来，冰消河开之后，托木斯克的综合合作组织（手工业供销合作社）才派了船队载着面粉和盐去，但是这些船未能到达瓦修甘。（船队的领队，综合合作组织的代表姓斯丹尼斯拉沃夫，这个情况就是他说的。）

这批人全死光了。

据说，后来确实追查过这一事件的责任者，甚至还枪毙了一个人。我个人是不相信这种说法的。但是，即使确实枪毙了一个人，这个比例不也是可以接受的吗s这是我国内战时期熟悉的比例：杀我们一个人，要你们一千人抵命！而这次则是：杀你们六万人，我们一个人抵命！

不这样就建立不起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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