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受指责的是张荫桓。他以佐杂出身而能置身于枢要之地的总理衙门,本就为正途出身的朝官所歧视,而他本人又自恃才具,颇露锋芒,因而与同官又不和睦。当然,最令卫道的正人君子所痛心疾首的是,与李鸿章互为表里,力持和局,在有些人看,向洋人求和,就是秦桧、贾似道。如果和局真能保全,也还罢了,谁知千回百折,一再委屈,结果仍招来法军的“暗算”马尾一仗,师船全毁。既然如此,何必自取其辱?倘或不是求和,耽误了辰光,趁法军援师未东来之前,毅然决战,则先下手为强,局面就全不相同了。
因此,张荫桓成了众矢之的。此外久办洋务的周家楣、李凤苞、马建忠、盛宣怀,亦无不令人切齿,意想不到的是,阎敬铭亦大受其谤,因为他亦是主和的巨擘,虽然老病侵寻,请假已久,却仍有人不放过他。
弹劾张荫桓的人很多,有一个是内阁学士徐致靖,他中进士是抄了张之洞中解元的一篇八股文,但却骂张荫桓是“洋厮”之后。另外一个是山东曲阜的孔宪穀,官拜浙江道御史,指参张荫桓私自写信给上海道邵友濂,表示法国如索少许赔款,不妨允许为泄漏朝旨。慈禧太后听得有人提到对法赔款,就会冒火,因而令饬总理衙门“明白回奏”
复奏说致上海道的电信,是公同商办,并非私函。这一下使得本来就对总理大臣大半不满的慈禧太后,越发生气,除去当时请病假及出差的阎敬铭等人以外,其余连奕劻在内,共有九个人,一起交部议处。
就在这时候,有个山东籍的御史吴峋,上折严劾阎敬铭,说他“执拗刚愎,怙过任性”慈禧太后及醇王对阎敬铭都很敬重,所以吴峋反受申饬。但总理衙门其余的大臣,就没有阎敬铭那么好的运气了,慈禧太后一下子换了六个。事由张荫桓而起,受连累的人,自然都恨他,其中最冤枉的是翁同和的门生周德润,在总理大臣中几乎只有他一个人是主战的,结果也跟主和派一样,退出总理衙门,未免出人意外。
出人意外的事还多。第一件是福州军务的部署,左宗棠以大学士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穆图善和杨昌濬为帮办军务,何如璋内召,这都还在意中,奇的是以张佩纶接替何如璋,兼署船政大臣。
第二件是以邓承修充当总理大臣。这位号称“铁汉”的言官,一向以搏击为能,从不曾听说他懂洋务,而居然会入值总理衙门,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于是有好事的人去打听,才知道他这个总理大臣是由一个奏折上来的。这个折子中大谈方略,共陈三策,他认为法国所恃者,不过越南,如果师分三路攻越,法国自救不暇,就决没有力量再侵扰福建、台湾。这是上策。
中策是分兵而守,敌至则战,敌退不追,虽然师老饷糜,但我军如此,法军亦是如此,利害相共,不算吃亏。至于顾虑道路阻隔,粮饷不继而不敢言战,则非但不是下策,简直可说是“无策”
这套话,在慈禧太后觉得非常动听,特意问到醇王。醇王已经到了六神无主的地步,慈禧太后说好,不敢驳回,亦不知道如何驳回。因而承旨派邓承修入值总署,而且就拿他的三策,作为指授方略的根据。
不过整个局势仍是混沌的,法国军舰虽已退出闽江口,但动向不明。据说法国政府与孤拔的意见不一,孤拔极力主张北进,先占芝罘,再占威海卫和旅顺,直接向北洋挑战,而法国政府不愿扩大战事,尤其不愿意使李鸿章为难。这就是朝廷对李鸿章不但没有丝毫责备,而且继张之洞和曾国荃真除以后,实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的道理。
主和的阎敬铭不曾被参倒,主和的李鸿章恩眷益隆,而主战的周德润却退出了总理衙门,这些令人迷惑的举措,显得慈禧太后似乎并没有破釜沉舟的决心,而醇王似乎对开战也没有可以致胜的把握。
于是美国公使杨约翰,第四次出面调处中法纠纷,中国方面的交涉对象是李鸿章。
距马尾之战,已将匝月,福建的京官,大都接到了家信,信中都谈到了马尾之战。
于是一百多京官在会馆集议,连上两个公呈,第一个痛击何璟和张兆栋,第二个专为张佩纶而发,由籍隶福建长乐的翰林院编修潘炳年领衔,请都察院代呈。
军机处自然早有消息,为了平息公愤,在八月初一先下了一道上谕:
“闽浙总督何璟,在任最久,平日于防守事宜,漫无处置,临时又未能速筹援救,着先行革职。福建巡抚张兆栋,株守省城,一筹莫展,着交部严加议处。
船政大臣詹事府少詹事何如璋,守厂是其专责,乃接仗吃紧之际,遽行回省,实属畏葸无能。着交部严加议处。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统率兵船,与敌相持,于议和时屡请先发,及奉有允战之旨,又未能力践前言。朝廷前拨援兵,张佩纶辄以援兵敷用为词。迨省城戒严,徒事张皇,毫无定见,实属措置无方,意气用事。本应从严惩办,姑念其力守船厂,尚属勇于任事,从宽革去三品卿衔,仍交部议处,以示薄惩。福州将军穆图善,驻守长门,因敌船内外夹攻,未能堵其出口,而督军力战,尚能轰船杀敌,功过尚足相抵。着加恩免其置议。
嗣后闽省防务,左宗棠未到以前,着责成穆图善、杨昌濬、张佩纶和衷商办,务臻周密。”
这道上谕是连张佩纶的原奏,一起明发的。福建京官,一看大哗,因为张佩纶所奏报的情形,与各人家信中所说的情形,大不相符。
于是除了公呈以外,福建崇安籍的吏科给事中万培因,单衔上奏,案由是“为闽省诸臣,讳败捏奏,滥保徇私,仰恳收回成命,并请迅派大员,驰往查办,按照军律,亟置重典,以伸公愤”其中指出“七可疑”:
“初三之战,以臣所闻,何如璋有隐匿战事之事,张佩纶有不发军火之事,又有遣魏瀚往缓师期之事,堵在照会以前,其可疑一也。
水陆各营之师,以臣所闻,轮船惟福星等四船,死战属实。艺新船小逸去,伏波自凿,扬武并未开炮,余船纵火自焚。陆军则方勋所部潮勇先溃,而黄超群一军,乘乱入学堂、广储所、机器房等处,抢掠殆尽。其可疑二也。
敌船被毁之数,以臣所闻,敌以八船入马江,仅用三船来攻,开巨炮七,我船已相继沉。惟福星曾击坏其鱼雷船一。
其可疑三也。
方勋、黄超群拒敌之事,以臣所闻,敌攻马尾后,次日复击船厂,轰坏铁厂,烟筒半折,船槽微损,即下船出攻长门。是时,方勋不知何往?黄超群已于初三日退入后山,但窜而未溃耳!其可疑四也。
闽安、馆头等处之战,以臣所闻,炮台各军,闻炮即鸟兽散,敌遂上岸,用镪水裂炮,掷火药以燔民居。苟不上岸,炮何由裂?其可疑五也。
何如璋之回省,以臣所闻,何如璋预雇舆夫为逃计。六月初二日法人演炮,何如璋短衣大堂呼舆,众白为空炮乃返。初三,闻炮即从后山遁,是夜奔快安,复奔南台洋行,晨始入城,以便服戴顶帽坐竹兜中,所到众噪逐之,乃四出狂窜。
其可疑六也。
张佩纶之驻厂,以臣所闻,初三日,张佩纶徒跣走雷雨中,夜奔鼓山下院宿,以苇荐席地坐。迟明奔出后彭田乡,遣弁向城内巨绅家假絮被,匿累日不出。初四,敌攻厂时,张佩纶方由鼓山入彭田,何守厂之有?其可疑七也。”
这“七可疑”虽然传闻异辞,但与潘炳年领衔的公呈合看,可信之处就多了。此外,万培因也谈到“洋人之论”:
“臣闻洋人之论,谓法兵之闯马江,驶入绝地,有必败之道三,地本内港,只须以船摧船,法舰必全沉,此上策也。以四号炮船,护以夹岸陆军,法兵尽为炮的,敌必不能上岸,此中策也。尽驱兵船以驻上流,只以本地小船,装置火药等物,顺流蔽江而下,加以陆军火罐火药,夹岸抛射,法当大窘,此下策也。”
这些纸上谈兵,不一定有人懂,但说张佩纶“阳主战以排和,阴实望和而怯战”却是一针见血之论。
不过参得虽然厉害,帮张佩纶讲话的人也很多,这完全是二李——李鸿章和李鸿藻的关系。有人说,张佩纶屡有“先发”的建议,朝廷为保全和局,又恐误伤他国兵船,引起意外纠纷,所以不曾允许。说起来,此人还是有才具的,人才难得,不妨责以后效。
又有人说,张佩纶到福建不久,情形不熟,布置欠周,情有可原。其中最有力的辩解,直接来自李鸿章,他说:“福建的炮台,兵轮不足以抵御法军,本在意料之中。福建的炮台,不知如何做法,听说炮口完全向外,所以法国军舰,可以由内而攻,这是“失势’”炮台不能转动,是他的同年何璟的“七年经营”李鸿章早就知道,故意说是“不知如何做法”无非为了庇护张佩纶,只好“嫁祸”老同年。
他又说:“中国兵轮开办未久,船不如人家的精坚,操练不如人家的纯熟,断难抵敌是中外尽人皆知的事。”这段话既为张佩纶卸责,亦为他自己解释,何以必须委屈求知?
谈到醇王所一直主张并希望的“诱敌登岸,设伏出奇”他认为必须有后膛枪、后膛炮才谈到此。而各省都没有后膛枪“后膛轻炮”亦很少,徒恃肉搏,难有把握。而置备后膛枪炮,甚费财力,北洋累年经营,勉强算有了规模。这意思是不可深责闽军守厂不力。
以下又论南洋的战备,说长江水宽而深,是用水师之地,吴淞、江阴等处炮台,亦坚固可用,但是“敌船虽或受炮击损,其机器皆在水线下,仍可驶行。”接着他引用前两年由北洋衙门翻译印刷的一本防海新论,其中所叙美国南北战争的战例,证明他不是欺骗没有见过兵舰的人。
至于谈到布设水雷,确为“阻河”最得力的利器,但马江宽至十余里,甚至数十里,何能遍设。总而言之,他的意思是,马江战败,不是张佩纶的责任。而就此刻来说,什么地方也不能阻止外国军舰侵入,更不能与外国军舰对敌。
就为了这些理由,使得慈禧太后除了黯然长叹以外,无话可说。当然,张佩纶的责任不能不追究,左宗棠就要到福建去了,正好派他就近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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