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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答应她了，还向她保证了一下：“你放心好了，我是个正人君子。”
她一下子活了过来，也不怕冷了，身子舒展开来，声音里充满欢乐，调皮地说：“嘻嘻，你也放心好了，我也是个正人君子！”
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就这样住在了一起，没有过多的期待，她穿得严严实实地进去洗澡，我坐在房间把电视音量调得高得不能再高了，遮盖住了充满想象空间的哗哗洗澡的声音。禁止想象。绝对禁止。她又穿得严严实实地回来了，用浴巾擦着头发，长长的头发上水珠闪烁，柔滑得像黑色的珍珠，脖子像水分丰富的白色的梨。禁止想象。绝对禁止。然后我去冲澡。想着我当兵的时候，中学时的女同桌去送我，目光里泪水点点滴滴，但面孔已经模糊不清，眼前突然跳动着曾小艳年轻的面孔，她现在在干什么呢？她在想什么呢？嘿，你在想什么呢？人家这么信任你，你要做出一个正人君子的样子来。
没有什么事情，我们几乎没说什么话，似乎都很紧张，慌慌地把亮得刺眼的房灯关了，把床头灯扭到最小，然后把腿伸在被窝里脱衣，手心里都是汗。两个床之间隔着一堵无形的墙，但目光还是不小心地溜了过去，看到她穿着的内衣是白色的，比她的皮肤还要白，但最让人动心的还是她柔滑的皮肤。目光像个看到警察的罪犯，慌不择路地藏在了天花板上，藏在了墙上的斑点上，藏在了她看不到的地方。也许我太疲劳了，也许我真的是个正人君子，我记得我很快就睡着了。真的是这样。
她现在半倚在床头，头靠在雪白的墙壁上，脸在晦暗的床灯下，阴影恰到好处，她像挂在墙上的一副中国传统的写意的仕女图，意境缥缈，表情朦胧不清。她的声音里带着点娇嗔的意思：“你怎么不说话啊？我睡不着，咱们说说话吧。”
说点什么呢？
还没想好，脑袋正在飞快地转着，但嘴巴已经闲不着了：“我做了一个梦。”
真的吗？你做的是个什么样的梦？梦到我没有？
我愣了一下，扭头去看她，她干脆把身子从床上直了起来，侧过身子，向着这边倾过来，头发松散地披在脸上，笑嘻嘻地看着我。
我梦到你了，不过，是一个很不好的梦。
啊，真的啊？给我说说嘛，给我说说嘛。
我有点犹豫，说，还是不说？这些天里，一直在做梦，每天晚上都在1937年12月的南京游荡，我熟悉的街道变成了野狗出没的废墟，那一颗颗无辜的头颅跪在地上，等着被人抡起枪托砸碎，或者用刺刀捅穿，请发发善心，一枪结束我的生命。这是不可能的，30多万人只会被折磨死，受尽凌辱地死去。南京城里只有动物，没有人，被恐惧和麻木控制了身体和心灵的动物，被动等死的绵羊或者说是蚂蚁，还有被黑暗人性控制的日本军人，他们也不能叫做军人了，他们是在战争中退化成野兽的动物。这就是1937年12月的南京。而她是一个生活在2009年12月的南京女孩，在明媚的阳光中长大，是一个独生子，父母所有的爱都给她了，她生活在这个有着30多万亡灵的城市里，但也许根本就不知道南京大屠杀到底是怎么回事，更不用说那些曾经在南京战斗过的国军官兵了。
我说：“你知道，这些天来我一直在采访一个参加过南京保卫战的国军连长，梦到的都是南京大屠杀。”
她不笑了，脸被淹没在晦暗的灯光的阴影里，她低着头不再吭声，但能听到她的混乱的呼吸。我相信她知道南京大屠杀，但不相信她会知道得更多。她在想什么？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瞪着眼睛问我：“南京保卫战和南京大屠杀是一回事吗？”
我愣了一下，困惑地看着她，是啊，南京保卫战和南京大屠杀是一回事吗？好像不是的，但好像又是的。它们都是水，水混进了水里，谁还能分清谁是谁？于是，我就点了点头。
她皱着眉头，有点不大高兴，说：“那你还是不要给我讲了，南京大屠杀太惨了，太惨了，我不想听。”
我当然也不想讲我已经知道的南京大屠杀，这的确需要坚韧的神经。这些天来一直恍恍惚惚，太阳穴总在突突地跳，脑袋好像有一部分硬化成了石头，重重压迫着神经，疼痛总是突如其来。南京大屠杀的鲜血漫过脚踝，漫过膝盖，漫过胸口，漫出了1937年12月的南京，把我淹没其中，它们甚至长出了尖利的牙齿，啃咬着我的手指、脚趾和心脏，手总是不由自主地颤抖，心也被咬出一个个破破烂烂的洞，南京街头随处可见的凝结成酱紫色的肚肠，缠绕在脖子上，勒得几乎喘不过来气。我想让李茂才们也出现在1937年12月的南京夜晚，他们会让我更好受一些，但他们总是在白天出现，夜晚再也找不到他们了。他们是很累了，他们是军人，但同样无法承受一个民族衰弱而沉重的身躯的重压。他们在夜晚舔着伤口，他们也需要让月光抚慰自己的神经。任何一个亲历过1937年12月南京的人，注定一辈子都要被噩梦缠绕。
当然，那些野兽们除外。
我说：“你不想听是对的，你这么年轻，为什么要知道那么多悲惨的事情呢？”
她瞪着我，声音若隐若现，若有若无，遥远得像天边的流水一样：“你知道吗？我外公其实也是一个国军的连长，他也参加过南京保卫战，那时好像只是一个排长吧。谁知道呢，我外婆从来不提这事。我小时候听我妈讲过，她上边应该还有一个哥哥。南京大屠杀时，我外婆也在南京。1938年8月的时候，她挺着大肚子逃出南京，在湖南衡阳找到了我外公，两个月后，我妈妈的那个哥哥出生了，但一生下来，就被我外公按在马桶里溺死了……他们有十多年没再同房过。我妈妈一直到1950年才出生，在她还没出生的半年前，我外公在解放军打进南京时，在长江边被解放军打死了。我外婆一辈子都在恨我外公，从来都没有给我们提过他，但她又很固执地非让我也跟着用外公的姓，真是奇怪。”
我愣愣地看着她，有点恍惚：“你真的姓曾吗？”
她吃惊地看着我，问我：“我有必要骗你吗？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急急地问她：“你讲的是真的吗？你外公是国军哪个部队的？他是不是第七十四军五十一师三0六团三连的？”
她苦恼地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我外公当的是国军，我们家没得到他什么好处，反而跟着他受了不少罪，我外婆就因为这个，经常被批斗。我妈妈也没人敢娶她，你知道吗？我妈妈还是过了文革，快四十岁时才结的婚呢。我外婆很少提他，一提到他就充满怨恨，我们对他一无所知。算了，不提他好吗？也别提我外婆了，她对南京大屠杀什么都不知道，她也从来都没给我们说过，我也不想知道。”
我慌慌地点了点头，我知道她外婆在南京经历过什么，我也知道她外公为什么要把那个小孩溺死，但那毕竟是一条生命啊……她错了吗？如果她是无辜的，那么孩子也是无辜的。可他错了吗？尽管他把一个无辜的生命扼杀了，可谁能站出来大声地斥责他？他承受的不是一个人的痛苦，也不是两个人的痛苦，而是整个民族的痛苦。可怜的中国女人，她们将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是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还是把他杀死？所有选择都将让她们背负上残酷的负罪感、耻辱感，所有的选择都无法选择，那就剩下另一个选择，把自己和怀着的孩子一起杀死。
我还知道，1938年，许多怀孕的南京女人跳进长江自杀了。
她应该感谢她的丈夫吗？他毕竟帮她解决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但她会感谢吗？如何感谢？感谢你杀死了我的孩子？
他是谁？他是李茂才所讲的那个三0六团三连的曾排长吗？如果是，这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情啊，他居然活着离开了南京，还有了后代，我现在就和她在一起，而我在写着和他们有关的小说。这又是一个多么令人悲伤的故事，他在用生命保卫国家，却没法保护近在咫尺的自己的女人，把她孤零零一个人留在南京受尽了屈辱，她活下来了，但他们却还在互相伤害着，甚至他死掉了还在互相伤害着。
那个曾排长是她的外公吗？
我热切地盯着她，固执地紧紧地追问她：“你再想想，你再想想，你外婆还给你说过你外公什么事？哪怕是一点点，哪怕是一句话！”
她怅惘地摇了摇头：“除了坚持让我用他的姓，她什么都没给我讲。”
在她的回忆中，那个神经质的外婆总是坐在潮湿阴暗的阳光下，无论是欢乐热闹的人群从她面前走过，还是温和的风抚摸着悲伤的乱草一样的白发，她沾满眼屎的眼睛里总是充满怨恨，即使一朵正在兴冲冲地含苞欲放的花朵，也会在这冰冷的目光下慢慢枯萎。她总是恶声恶气地没来由地冲着母亲发火，或者在半夜里突然尖叫着醒来，一个人坐在床上像幽灵一样呜呜地哭泣。更多的时候，她能连续几天十几天甚至长达几个月地像骷髅一样闭着眼睛，把整个世界关在外面，像个孤儿一样沉醉在黑暗之中。曾小艳记忆中的外婆总是这样。自从她在幼小的童年跟着母亲参加了一个远房亲戚的葬礼后，她就觉得这个可怕的外婆就像那首葬礼上的哀歌，突然卡在那里，不停地播放着那些悲哀的音符，再也不会停止了。这个家庭几十年来就这样苟延残喘地活着，像一块不会风化的化石。她从上幼儿园的时候起，就总是喜欢独自发呆，蜷缩在一个角落里，不到最后一刻不愿意离开。她甚至还幻想着能有一个人贩子在大街上突然叫着她，给她一个棒棒糖，把她带到另外一个城市里卖掉。她更大的时候，就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外面，那个家对她来说像个噩梦，父亲一直垂头丧气，他固执地想让女儿随自己的姓，但他却无法斗过那个阴冷的老人。终于有一天，他彻底地消失了，没吭一声地像水一样消失在这个城市。她不知道母亲这几十年是如何过来的。外婆终于死掉了，但那首哀歌还在，那气味已经深入那间丑陋房子里的墙壁和地下，她仍旧不愿意回到家里。于是，她有了很多男朋友，她像一个问题少女一样过完了自己的青春期。她现在的男朋友并不是很好，她看着我，忧伤地说：“说白了吧，他也就是一个流氓。”
我吃惊地看着她，但她不想再说了。我满含祈求，多么希望她能永远地说下去，我甚至想把她揽在怀里，抚摸着她的长发，亲吻她脸上悲伤的泪水，俯在她的耳边，喃喃地告诉她，过去了过去了，所有的这一切都过去了，要好好活着，我们要好好活着。可这些语言又是多么苍白无力，就像她外婆那具在时光里慢慢腐烂的身体。
她困惑地看着我，好像知道了我的意思，目光里却饱含疲倦和不满，她警惕地摇了摇头，声音就像隔在窗外的风一样冷冷的：“你别问我了好不好？我什么都不知道，她已经死了，我早就把她忘了。除了这个姓，我外公和我们家根本就没什么关系，我也不想再提到他们了，求求你了，别再提这些事情了，好吗？”
内心在剧烈地挣扎着，我真的想多知道一些，无论是她的外公还是她的外婆，甚至是她的那个当流氓的男朋友。但我很清楚，她不可能再给我讲些什么了，因为她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她的那个男朋友也不足以让她感到自豪，让她愿意和别人一起分享。我看出了她隐藏在内心的悲伤，那些本来并不属于她的悲伤，那些本来应该埋藏在1937年的悲伤，它那么顽强地盘踞在她的身上，像虫子一样啮咬着她年轻而娇嫩的心。我朝她点了点头，我应该安慰她？可我安慰她什么呢？她似乎也不需要。
没什么话说了，一种和尴尬类似但又有所不同的情绪在我们之间的空气里流通，也许是她传过来的，也许是我传给她的，我们互相彼此呼吸着，无处躲藏。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呢？悲伤、痛苦和沮丧？它和南京大屠杀息息相关，但似乎也无关，我们迫切地需要把它忘掉，它不适合在男女同居一室的情况下出现。这使我们挣扎着想建立起另外一种气场，另外一种情景喜剧，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这是男女之间的一种期盼？一种渴望？一种安慰？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一种胆小慎微的放纵？我们都迫切地寻找着对方，谁先开口？应该是男人，但这个男人是个中年男人，而对方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女孩。他和她都有着相同的需要，需要安慰，但他有着比她还要多的压力，一种害怕拒绝的压力。这需要技巧。但脑袋里空空荡荡，没有任何技巧，只好尴尬地沉默，那种情绪继续在空气中悲伤而又无可奈何地流动着，它们也有点不知所措，还有点恼怒，想生自己的气。
还是她先开口了：“你还是给我讲讲吧，只讲你梦到我的那部分。”
我很感激她能开口，1937年12月的南京也许能帮助我更庄重一些，把那种和罪犯身上的气味一样的见不得人的情绪击碎，让它趁着夜色赶紧消失。悲惨的故事都不允许被轻浮所玷污，这个小说也是这样。我就开始了。故事开门见山，直接进入大方巷那个悲惨的小屋，当我出现的时候，悲剧已经发生，她的那个浑身刺青的男朋友正在一旁傻傻地看着，他身上纹着左青龙，右白虎，中间是玄武，但他还是被吓傻了。我出手了，身上不再是一个索尼笔记本电脑包，而是一支九二式冲锋枪。冲锋枪太便宜他们了，那就把刺刀打开。日本兵仍然毫无知觉，一道寒光闪过，一颗头颅飞起来，脖子上的鲜血像音乐喷泉一样涌出来，洒在她的胸口，像春天里的点点桃花。又是一道寒光，效果和前面的一样，不用多说。如是者三，然后四，终于手刃了这四个鬼子。再飞起一脚，把鬼子的尸体踢出窗外，接着是第二脚第三脚第四脚，一气呵成，行云流水，像王羲之写在纸上的字一样舒畅。她睁大了眼睛，先是看见了吓呆的男朋友，他仍旧站在那里发抖，裤子上有臊臭的尿液滴滴答答。她尖利地冲他哭叫起来：“你滚，你滚，连自己女人都保护不了的男人，你活着还有什么用？”那个男人茫然地看了看你，喃喃地说：“小艳，你别哭了，日本老爷听到了，他们发起脾气来，我们都活不了了！”她更生气了，拍着床板叫了起来：“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你就这样看着你的女人被畜生们糟蹋吗？”他哭丧着脸，说：“小艳，你别叫了，我能有什么办法呢？”她咬牙切齿地说：“我要是你，我就去死！”他茫然地看了看她，又看了看鲜血流淌的夜空，喃喃地说：“那我去死吧。”他摇摇晃晃地出了屋门，很快传来一阵咚咚的脚步声，把地上的月光震碎了。他没投井或者一头撞在墙上死掉，而是飞快地从我的梦里逃走了。她把目光转向了我，止住了哭声，但那泪水还是一颗接一颗地流了出来，她喃喃地说：“壮士，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只不过，像我这样的女人，以后怎么活啊？”我走了过去，把身上的迷彩服脱下来，轻轻地覆盖在她悲泣的身子，低声地安慰她说：“活着，就是希望。”她很感激地看着我，眼睛里充满哀怨和悲伤，然后她伸出双臂，圈着我的脖子，声音像梦一样喃喃地说：“我很难受，你能抱抱我吗？”
故事到这里应该结束了。她愣愣地看着我，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我有点慌乱，她在想什么？她会怎么解读这个已经有所变形的故事？她生气了吗？但好像又不是，她好像完全深浸在故事中了。她的脸上突然出现了笑容，向我伸出藕一样洁白的手臂，带着一脸调皮，还有点玩世不恭的神情，说：“我很难受，你能抱抱我吗？”
我抱着了她，她把头埋在我的脖子里，像条小狗一样拱着，她用脸抚摸着我的脸，喃喃地问我：“我现在是不是也充满了哀怨和悲伤？”
我告诉她，不是的，和我一样，充满了期待。
我们胸脯对着胸脯，一个深色的发黄的躯体，一个会说话的像玉一样光滑的身体，使劲地互相挤压着。她那像牛奶一样的皮肤下面能看到隐藏起来的青色血管，血液在里面欢快地流淌着，像哗哗的流水一样唱着歌。汗水从我身上流在她的身上，又不断地从她身上再粘在我身上，甚至还发出了一些轻微的被压疼的委屈的呻吟声。可能是压疼了她身体的某个部位，她的好看的眉毛好看地皱了皱。她突然翻过身来，在我身上挺起身子，像鸽子羽毛一样洁白的胸脯扇着翅膀，空气在快乐地舞蹈着。她伏下身子，像条鱼躺在水中，她轻轻地喘着气，嘴唇湿漉漉的，里面充满湿润的唾沫，这使她的叫声像梅雨季节小心翼翼的雨水一样轻盈。紧紧地拥抱着挤压着，彼此都想把对方揉碎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然后都不再动了，这像一场战争的空隙，充分休息，等待下一场冲锋。时间并不是很长，新的一轮冲锋开始了，身体狠命地撞击着，像关在笼子的野兽一样来回撕咬着，暴怒地奔跑着，狠狠地打击着对方，喉咙里发出压抑的嘶哑的咆哮……终于都安静了，无可奈何地把身体拿下来，满足地躺在床上，躺在柔软的海上，看着屋顶慢慢地笑了。
她把身子伏了过来，用手指在我脸上慢慢地移动着，像一只温柔的虫子爬过它为之心醉的食物。她慢慢地笑了，眼睛像早晨的花儿一样慢慢绽开，我很难受，你能抱抱我吗？她突然用手指捏着我的鼻子，皱着鼻子调皮地笑着说：“你真坏，你是故意给我讲那些悲惨的事情，让人家难受，然后再乘虚而入，是不是？这都是你瞎编的，对不对？”
我很认真地瞪着她，很严肃地说：“怎么会呢？我真的是做了那个梦。”
她撅着肉嘟嘟的嘴唇，说：“哼，还骗我！你就眯了那么一会儿，连两三分钟都不到，能做一个那么长的梦，谁信？你们这些作家，就会编故事骗人！连勾引女孩子都编故事，还编了个这么惨的故事，你真坏！”
她的小拳头像欢快的雨点一样落在我身上。
我心里突然有点难受。她美丽的身体也就是那么回事，她漂亮的脸蛋也就是那么回事，她忧伤的眼睛也就是那么回事，所有的一切都和汗水一起消失了，这会儿像海水一样慢慢漫上来的是无边的空虚和寂寞，好像我们的生命一时变得空空荡荡，没有什么东西填充，只有失望、迷惘和懊恼滚滚而来，扑进我们的身体，从我们的鼻子里、眼睛里、嘴巴里钻进去，占领了我们的五脏六腑，然后再呼吸出来，弥漫了整个房间。就是这么回事。
她显然也是这样，她把身子放在床上躺正了，用被子盖住自己的身子，双手枕着胳膊，盯着天花板，愣愣地说：“不过，有一点你还是猜对了，我那个男朋友身上的确有许多刺青，就像你说的那样，左青龙，右白虎，中间是玄武。对了，你怎么知道的，我给你说过吗？”
我觉得头皮发麻，现实怎么和梦境一模一样？但我还是若无其事地说：“编故事嘛，我的想象力还行吧。”
她哦了一声，丝毫没有对我惊人的想象力感到吃惊，她仍然瞪着天花板，就好像那是她的男朋友一样，她的目光里充满柔情：“不过，我男朋友很厉害的，你得小心点。”
但她又侧过头来，认真地对我说：“不过，你放心，我不会对他说的。”
我把她抱得更紧了，然后还吻了她的眼睛，我这是在用行动告诉她，我并不怕他。她轻轻地把我的胳膊拿掉了，喃喃地说：“他是一个黑社会。”
她的声音完全变了，像从火星上传来的一样，带着那个星球上陌生的尘埃和干燥寒冷的气味。她完全变成了一个陌生人。我感到无边无际的悲哀正在慢慢地淹没着我。我和一个陌生的女人在一张床上，我们用南京大屠杀当做借口来调情，她在1937年12月的南京被鬼子们蹂躏，我们在2009年12月的南京做ài。我们甚至还不熟悉，事情转换得如此之快，中间连个必要的过渡都没有。七十二年前的那场大屠杀，只是我们艳遇的一个借口，一个技巧，它居然成为我们寻找感官刺激的一个必要的背景。我突然感到胃里一阵翻腾，有一种想要干呕的感觉。我为什么会这样？她又是为了什么？
我们想用彼此的身体抵抗我们共同面对的1937年黑暗的侵蚀，互相抚慰，还是这个时代最流行也是最丑陋的一夜情的翻版？
我们都很清晰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不断地说服自己，又不断地推翻，试图肯定一点什么，但自己都无法相信，内心空空荡荡，什么都抓不住，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都赌气地不再说话，心里都有着无边无际的懊悔。我试图把一只胳膊放在她的头下，把她揽在怀里，也许这样会让我们糟糕的心情好受一些。但她用很大的力气把我推开了，大声地叫着：“把你的手拿开，别理我！”
她伸出手，把床灯关掉了。在黑暗涌进整个房间之前，我看到她娇嫩的脸上爬满冷酷、迷惘的虫子一样的泪珠，并且很快就变成狂怒的雨滴，抽打着我的脸，我感到羞愧难当，悄悄地从她的床上下来，钻进我的被窝里，蒙着了我的脸……
我睡着了，没再做梦。第一次睡了这么一个安稳的觉。醒来的时候，阳光正从窗外照来，我用目光摸了摸那张床，她已经走了。
就是这么回事，如果不是真实地发生在我写这个小说期间，我就不会写它了。你是不是想用这样一个故事来冲淡1937年12月飘在南京天空中恶臭的战争的气味？是不是想用它来对抗流淌在人类血液中最黑暗最堕落的人性？还是想用它来舒缓你因为写这个小说而产生的紧张和几近让你崩溃的疼痛？或者是用它来寓意这个悲惨的大屠杀不但能成为历史橱窗上的展品，还能成为一种娱乐？当然也可能有其他理由，但你自己也不清楚，你也不清楚这样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既然是这样，那你为什么又要把它写在小说中呢？
你摇了摇头，决定不想它了。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对我这个小说来说，真是太奇怪了，我本来还说过，我和她之间不会有任何故事呢。所有的梦都不受大脑控制，突如其来，小说同样如此，一些灵感以意想不到的角度飞来，击中大脑，挤着嚷着要流淌出来，你不得不听从大脑的指挥，手指上下飞舞，以一天一万余字的速度把它们敲在电脑中，并且不时备份在不同的U盘上，以提防黑客或扛着爱国大旗的红客制造的病毒和木马的侵蚀。
一部小说的诞生并不容易，每一行字都来之不易，你必须得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你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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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答应她了，还向她保证了一下：“你放心好了，我是个正人君子。”
她一下子活了过来，也不怕冷了，身子舒展开来，声音里充满欢乐，调皮地说：“嘻嘻，你也放心好了，我也是个正人君子！”
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就这样住在了一起，没有过多的期待，她穿得严严实实地进去洗澡，我坐在房间把电视音量调得高得不能再高了，遮盖住了充满想象空间的哗哗洗澡的声音。禁止想象。绝对禁止。她又穿得严严实实地回来了，用浴巾擦着头发，长长的头发上水珠闪烁，柔滑得像黑色的珍珠，脖子像水分丰富的白色的梨。禁止想象。绝对禁止。然后我去冲澡。想着我当兵的时候，中学时的女同桌去送我，目光里泪水点点滴滴，但面孔已经模糊不清，眼前突然跳动着曾小艳年轻的面孔，她现在在干什么呢？她在想什么呢？嘿，你在想什么呢？人家这么信任你，你要做出一个正人君子的样子来。
没有什么事情，我们几乎没说什么话，似乎都很紧张，慌慌地把亮得刺眼的房灯关了，把床头灯扭到最小，然后把腿伸在被窝里脱衣，手心里都是汗。两个床之间隔着一堵无形的墙，但目光还是不小心地溜了过去，看到她穿着的内衣是白色的，比她的皮肤还要白，但最让人动心的还是她柔滑的皮肤。目光像个看到警察的罪犯，慌不择路地藏在了天花板上，藏在了墙上的斑点上，藏在了她看不到的地方。也许我太疲劳了，也许我真的是个正人君子，我记得我很快就睡着了。真的是这样。
她现在半倚在床头，头靠在雪白的墙壁上，脸在晦暗的床灯下，阴影恰到好处，她像挂在墙上的一副中国传统的写意的仕女图，意境缥缈，表情朦胧不清。她的声音里带着点娇嗔的意思：“你怎么不说话啊？我睡不着，咱们说说话吧。”
说点什么呢？
还没想好，脑袋正在飞快地转着，但嘴巴已经闲不着了：“我做了一个梦。”
真的吗？你做的是个什么样的梦？梦到我没有？
我愣了一下，扭头去看她，她干脆把身子从床上直了起来，侧过身子，向着这边倾过来，头发松散地披在脸上，笑嘻嘻地看着我。
我梦到你了，不过，是一个很不好的梦。
啊，真的啊？给我说说嘛，给我说说嘛。
我有点犹豫，说，还是不说？这些天里，一直在做梦，每天晚上都在1937年12月的南京游荡，我熟悉的街道变成了野狗出没的废墟，那一颗颗无辜的头颅跪在地上，等着被人抡起枪托砸碎，或者用刺刀捅穿，请发发善心，一枪结束我的生命。这是不可能的，30多万人只会被折磨死，受尽凌辱地死去。南京城里只有动物，没有人，被恐惧和麻木控制了身体和心灵的动物，被动等死的绵羊或者说是蚂蚁，还有被黑暗人性控制的日本军人，他们也不能叫做军人了，他们是在战争中退化成野兽的动物。这就是1937年12月的南京。而她是一个生活在2009年12月的南京女孩，在明媚的阳光中长大，是一个独生子，父母所有的爱都给她了，她生活在这个有着30多万亡灵的城市里，但也许根本就不知道南京大屠杀到底是怎么回事，更不用说那些曾经在南京战斗过的国军官兵了。
我说：“你知道，这些天来我一直在采访一个参加过南京保卫战的国军连长，梦到的都是南京大屠杀。”
她不笑了，脸被淹没在晦暗的灯光的阴影里，她低着头不再吭声，但能听到她的混乱的呼吸。我相信她知道南京大屠杀，但不相信她会知道得更多。她在想什么？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瞪着眼睛问我：“南京保卫战和南京大屠杀是一回事吗？”
我愣了一下，困惑地看着她，是啊，南京保卫战和南京大屠杀是一回事吗？好像不是的，但好像又是的。它们都是水，水混进了水里，谁还能分清谁是谁？于是，我就点了点头。
她皱着眉头，有点不大高兴，说：“那你还是不要给我讲了，南京大屠杀太惨了，太惨了，我不想听。”
我当然也不想讲我已经知道的南京大屠杀，这的确需要坚韧的神经。这些天来一直恍恍惚惚，太阳穴总在突突地跳，脑袋好像有一部分硬化成了石头，重重压迫着神经，疼痛总是突如其来。南京大屠杀的鲜血漫过脚踝，漫过膝盖，漫过胸口，漫出了1937年12月的南京，把我淹没其中，它们甚至长出了尖利的牙齿，啃咬着我的手指、脚趾和心脏，手总是不由自主地颤抖，心也被咬出一个个破破烂烂的洞，南京街头随处可见的凝结成酱紫色的肚肠，缠绕在脖子上，勒得几乎喘不过来气。我想让李茂才们也出现在1937年12月的南京夜晚，他们会让我更好受一些，但他们总是在白天出现，夜晚再也找不到他们了。他们是很累了，他们是军人，但同样无法承受一个民族衰弱而沉重的身躯的重压。他们在夜晚舔着伤口，他们也需要让月光抚慰自己的神经。任何一个亲历过1937年12月南京的人，注定一辈子都要被噩梦缠绕。
当然，那些野兽们除外。
我说：“你不想听是对的，你这么年轻，为什么要知道那么多悲惨的事情呢？”
她瞪着我，声音若隐若现，若有若无，遥远得像天边的流水一样：“你知道吗？我外公其实也是一个国军的连长，他也参加过南京保卫战，那时好像只是一个排长吧。谁知道呢，我外婆从来不提这事。我小时候听我妈讲过，她上边应该还有一个哥哥。南京大屠杀时，我外婆也在南京。1938年8月的时候，她挺着大肚子逃出南京，在湖南衡阳找到了我外公，两个月后，我妈妈的那个哥哥出生了，但一生下来，就被我外公按在马桶里溺死了……他们有十多年没再同房过。我妈妈一直到1950年才出生，在她还没出生的半年前，我外公在解放军打进南京时，在长江边被解放军打死了。我外婆一辈子都在恨我外公，从来都没有给我们提过他，但她又很固执地非让我也跟着用外公的姓，真是奇怪。”
我愣愣地看着她，有点恍惚：“你真的姓曾吗？”
她吃惊地看着我，问我：“我有必要骗你吗？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急急地问她：“你讲的是真的吗？你外公是国军哪个部队的？他是不是第七十四军五十一师三0六团三连的？”
她苦恼地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我外公当的是国军，我们家没得到他什么好处，反而跟着他受了不少罪，我外婆就因为这个，经常被批斗。我妈妈也没人敢娶她，你知道吗？我妈妈还是过了文革，快四十岁时才结的婚呢。我外婆很少提他，一提到他就充满怨恨，我们对他一无所知。算了，不提他好吗？也别提我外婆了，她对南京大屠杀什么都不知道，她也从来都没给我们说过，我也不想知道。”
我慌慌地点了点头，我知道她外婆在南京经历过什么，我也知道她外公为什么要把那个小孩溺死，但那毕竟是一条生命啊……她错了吗？如果她是无辜的，那么孩子也是无辜的。可他错了吗？尽管他把一个无辜的生命扼杀了，可谁能站出来大声地斥责他？他承受的不是一个人的痛苦，也不是两个人的痛苦，而是整个民族的痛苦。可怜的中国女人，她们将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是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还是把他杀死？所有选择都将让她们背负上残酷的负罪感、耻辱感，所有的选择都无法选择，那就剩下另一个选择，把自己和怀着的孩子一起杀死。
我还知道，1938年，许多怀孕的南京女人跳进长江自杀了。
她应该感谢她的丈夫吗？他毕竟帮她解决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但她会感谢吗？如何感谢？感谢你杀死了我的孩子？
他是谁？他是李茂才所讲的那个三0六团三连的曾排长吗？如果是，这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情啊，他居然活着离开了南京，还有了后代，我现在就和她在一起，而我在写着和他们有关的小说。这又是一个多么令人悲伤的故事，他在用生命保卫国家，却没法保护近在咫尺的自己的女人，把她孤零零一个人留在南京受尽了屈辱，她活下来了，但他们却还在互相伤害着，甚至他死掉了还在互相伤害着。
那个曾排长是她的外公吗？
我热切地盯着她，固执地紧紧地追问她：“你再想想，你再想想，你外婆还给你说过你外公什么事？哪怕是一点点，哪怕是一句话！”
她怅惘地摇了摇头：“除了坚持让我用他的姓，她什么都没给我讲。”
在她的回忆中，那个神经质的外婆总是坐在潮湿阴暗的阳光下，无论是欢乐热闹的人群从她面前走过，还是温和的风抚摸着悲伤的乱草一样的白发，她沾满眼屎的眼睛里总是充满怨恨，即使一朵正在兴冲冲地含苞欲放的花朵，也会在这冰冷的目光下慢慢枯萎。她总是恶声恶气地没来由地冲着母亲发火，或者在半夜里突然尖叫着醒来，一个人坐在床上像幽灵一样呜呜地哭泣。更多的时候，她能连续几天十几天甚至长达几个月地像骷髅一样闭着眼睛，把整个世界关在外面，像个孤儿一样沉醉在黑暗之中。曾小艳记忆中的外婆总是这样。自从她在幼小的童年跟着母亲参加了一个远房亲戚的葬礼后，她就觉得这个可怕的外婆就像那首葬礼上的哀歌，突然卡在那里，不停地播放着那些悲哀的音符，再也不会停止了。这个家庭几十年来就这样苟延残喘地活着，像一块不会风化的化石。她从上幼儿园的时候起，就总是喜欢独自发呆，蜷缩在一个角落里，不到最后一刻不愿意离开。她甚至还幻想着能有一个人贩子在大街上突然叫着她，给她一个棒棒糖，把她带到另外一个城市里卖掉。她更大的时候，就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外面，那个家对她来说像个噩梦，父亲一直垂头丧气，他固执地想让女儿随自己的姓，但他却无法斗过那个阴冷的老人。终于有一天，他彻底地消失了，没吭一声地像水一样消失在这个城市。她不知道母亲这几十年是如何过来的。外婆终于死掉了，但那首哀歌还在，那气味已经深入那间丑陋房子里的墙壁和地下，她仍旧不愿意回到家里。于是，她有了很多男朋友，她像一个问题少女一样过完了自己的青春期。她现在的男朋友并不是很好，她看着我，忧伤地说：“说白了吧，他也就是一个流氓。”
我吃惊地看着她，但她不想再说了。我满含祈求，多么希望她能永远地说下去，我甚至想把她揽在怀里，抚摸着她的长发，亲吻她脸上悲伤的泪水，俯在她的耳边，喃喃地告诉她，过去了过去了，所有的这一切都过去了，要好好活着，我们要好好活着。可这些语言又是多么苍白无力，就像她外婆那具在时光里慢慢腐烂的身体。
她困惑地看着我，好像知道了我的意思，目光里却饱含疲倦和不满，她警惕地摇了摇头，声音就像隔在窗外的风一样冷冷的：“你别问我了好不好？我什么都不知道，她已经死了，我早就把她忘了。除了这个姓，我外公和我们家根本就没什么关系，我也不想再提到他们了，求求你了，别再提这些事情了，好吗？”
内心在剧烈地挣扎着，我真的想多知道一些，无论是她的外公还是她的外婆，甚至是她的那个当流氓的男朋友。但我很清楚，她不可能再给我讲些什么了，因为她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她的那个男朋友也不足以让她感到自豪，让她愿意和别人一起分享。我看出了她隐藏在内心的悲伤，那些本来并不属于她的悲伤，那些本来应该埋藏在1937年的悲伤，它那么顽强地盘踞在她的身上，像虫子一样啮咬着她年轻而娇嫩的心。我朝她点了点头，我应该安慰她？可我安慰她什么呢？她似乎也不需要。
没什么话说了，一种和尴尬类似但又有所不同的情绪在我们之间的空气里流通，也许是她传过来的，也许是我传给她的，我们互相彼此呼吸着，无处躲藏。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呢？悲伤、痛苦和沮丧？它和南京大屠杀息息相关，但似乎也无关，我们迫切地需要把它忘掉，它不适合在男女同居一室的情况下出现。这使我们挣扎着想建立起另外一种气场，另外一种情景喜剧，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这是男女之间的一种期盼？一种渴望？一种安慰？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一种胆小慎微的放纵？我们都迫切地寻找着对方，谁先开口？应该是男人，但这个男人是个中年男人，而对方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女孩。他和她都有着相同的需要，需要安慰，但他有着比她还要多的压力，一种害怕拒绝的压力。这需要技巧。但脑袋里空空荡荡，没有任何技巧，只好尴尬地沉默，那种情绪继续在空气中悲伤而又无可奈何地流动着，它们也有点不知所措，还有点恼怒，想生自己的气。
还是她先开口了：“你还是给我讲讲吧，只讲你梦到我的那部分。”
我很感激她能开口，1937年12月的南京也许能帮助我更庄重一些，把那种和罪犯身上的气味一样的见不得人的情绪击碎，让它趁着夜色赶紧消失。悲惨的故事都不允许被轻浮所玷污，这个小说也是这样。我就开始了。故事开门见山，直接进入大方巷那个悲惨的小屋，当我出现的时候，悲剧已经发生，她的那个浑身刺青的男朋友正在一旁傻傻地看着，他身上纹着左青龙，右白虎，中间是玄武，但他还是被吓傻了。我出手了，身上不再是一个索尼笔记本电脑包，而是一支九二式冲锋枪。冲锋枪太便宜他们了，那就把刺刀打开。日本兵仍然毫无知觉，一道寒光闪过，一颗头颅飞起来，脖子上的鲜血像音乐喷泉一样涌出来，洒在她的胸口，像春天里的点点桃花。又是一道寒光，效果和前面的一样，不用多说。如是者三，然后四，终于手刃了这四个鬼子。再飞起一脚，把鬼子的尸体踢出窗外，接着是第二脚第三脚第四脚，一气呵成，行云流水，像王羲之写在纸上的字一样舒畅。她睁大了眼睛，先是看见了吓呆的男朋友，他仍旧站在那里发抖，裤子上有臊臭的尿液滴滴答答。她尖利地冲他哭叫起来：“你滚，你滚，连自己女人都保护不了的男人，你活着还有什么用？”那个男人茫然地看了看你，喃喃地说：“小艳，你别哭了，日本老爷听到了，他们发起脾气来，我们都活不了了！”她更生气了，拍着床板叫了起来：“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你就这样看着你的女人被畜生们糟蹋吗？”他哭丧着脸，说：“小艳，你别叫了，我能有什么办法呢？”她咬牙切齿地说：“我要是你，我就去死！”他茫然地看了看她，又看了看鲜血流淌的夜空，喃喃地说：“那我去死吧。”他摇摇晃晃地出了屋门，很快传来一阵咚咚的脚步声，把地上的月光震碎了。他没投井或者一头撞在墙上死掉，而是飞快地从我的梦里逃走了。她把目光转向了我，止住了哭声，但那泪水还是一颗接一颗地流了出来，她喃喃地说：“壮士，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只不过，像我这样的女人，以后怎么活啊？”我走了过去，把身上的迷彩服脱下来，轻轻地覆盖在她悲泣的身子，低声地安慰她说：“活着，就是希望。”她很感激地看着我，眼睛里充满哀怨和悲伤，然后她伸出双臂，圈着我的脖子，声音像梦一样喃喃地说：“我很难受，你能抱抱我吗？”
故事到这里应该结束了。她愣愣地看着我，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我有点慌乱，她在想什么？她会怎么解读这个已经有所变形的故事？她生气了吗？但好像又不是，她好像完全深浸在故事中了。她的脸上突然出现了笑容，向我伸出藕一样洁白的手臂，带着一脸调皮，还有点玩世不恭的神情，说：“我很难受，你能抱抱我吗？”
我抱着了她，她把头埋在我的脖子里，像条小狗一样拱着，她用脸抚摸着我的脸，喃喃地问我：“我现在是不是也充满了哀怨和悲伤？”
我告诉她，不是的，和我一样，充满了期待。
我们胸脯对着胸脯，一个深色的发黄的躯体，一个会说话的像玉一样光滑的身体，使劲地互相挤压着。她那像牛奶一样的皮肤下面能看到隐藏起来的青色血管，血液在里面欢快地流淌着，像哗哗的流水一样唱着歌。汗水从我身上流在她的身上，又不断地从她身上再粘在我身上，甚至还发出了一些轻微的被压疼的委屈的呻吟声。可能是压疼了她身体的某个部位，她的好看的眉毛好看地皱了皱。她突然翻过身来，在我身上挺起身子，像鸽子羽毛一样洁白的胸脯扇着翅膀，空气在快乐地舞蹈着。她伏下身子，像条鱼躺在水中，她轻轻地喘着气，嘴唇湿漉漉的，里面充满湿润的唾沫，这使她的叫声像梅雨季节小心翼翼的雨水一样轻盈。紧紧地拥抱着挤压着，彼此都想把对方揉碎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然后都不再动了，这像一场战争的空隙，充分休息，等待下一场冲锋。时间并不是很长，新的一轮冲锋开始了，身体狠命地撞击着，像关在笼子的野兽一样来回撕咬着，暴怒地奔跑着，狠狠地打击着对方，喉咙里发出压抑的嘶哑的咆哮……终于都安静了，无可奈何地把身体拿下来，满足地躺在床上，躺在柔软的海上，看着屋顶慢慢地笑了。
她把身子伏了过来，用手指在我脸上慢慢地移动着，像一只温柔的虫子爬过它为之心醉的食物。她慢慢地笑了，眼睛像早晨的花儿一样慢慢绽开，我很难受，你能抱抱我吗？她突然用手指捏着我的鼻子，皱着鼻子调皮地笑着说：“你真坏，你是故意给我讲那些悲惨的事情，让人家难受，然后再乘虚而入，是不是？这都是你瞎编的，对不对？”
我很认真地瞪着她，很严肃地说：“怎么会呢？我真的是做了那个梦。”
她撅着肉嘟嘟的嘴唇，说：“哼，还骗我！你就眯了那么一会儿，连两三分钟都不到，能做一个那么长的梦，谁信？你们这些作家，就会编故事骗人！连勾引女孩子都编故事，还编了个这么惨的故事，你真坏！”
她的小拳头像欢快的雨点一样落在我身上。
我心里突然有点难受。她美丽的身体也就是那么回事，她漂亮的脸蛋也就是那么回事，她忧伤的眼睛也就是那么回事，所有的一切都和汗水一起消失了，这会儿像海水一样慢慢漫上来的是无边的空虚和寂寞，好像我们的生命一时变得空空荡荡，没有什么东西填充，只有失望、迷惘和懊恼滚滚而来，扑进我们的身体，从我们的鼻子里、眼睛里、嘴巴里钻进去，占领了我们的五脏六腑，然后再呼吸出来，弥漫了整个房间。就是这么回事。
她显然也是这样，她把身子放在床上躺正了，用被子盖住自己的身子，双手枕着胳膊，盯着天花板，愣愣地说：“不过，有一点你还是猜对了，我那个男朋友身上的确有许多刺青，就像你说的那样，左青龙，右白虎，中间是玄武。对了，你怎么知道的，我给你说过吗？”
我觉得头皮发麻，现实怎么和梦境一模一样？但我还是若无其事地说：“编故事嘛，我的想象力还行吧。”
她哦了一声，丝毫没有对我惊人的想象力感到吃惊，她仍然瞪着天花板，就好像那是她的男朋友一样，她的目光里充满柔情：“不过，我男朋友很厉害的，你得小心点。”
但她又侧过头来，认真地对我说：“不过，你放心，我不会对他说的。”
我把她抱得更紧了，然后还吻了她的眼睛，我这是在用行动告诉她，我并不怕他。她轻轻地把我的胳膊拿掉了，喃喃地说：“他是一个黑社会。”
她的声音完全变了，像从火星上传来的一样，带着那个星球上陌生的尘埃和干燥寒冷的气味。她完全变成了一个陌生人。我感到无边无际的悲哀正在慢慢地淹没着我。我和一个陌生的女人在一张床上，我们用南京大屠杀当做借口来调情，她在1937年12月的南京被鬼子们蹂躏，我们在2009年12月的南京做ài。我们甚至还不熟悉，事情转换得如此之快，中间连个必要的过渡都没有。七十二年前的那场大屠杀，只是我们艳遇的一个借口，一个技巧，它居然成为我们寻找感官刺激的一个必要的背景。我突然感到胃里一阵翻腾，有一种想要干呕的感觉。我为什么会这样？她又是为了什么？
我们想用彼此的身体抵抗我们共同面对的1937年黑暗的侵蚀，互相抚慰，还是这个时代最流行也是最丑陋的一夜情的翻版？
我们都很清晰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不断地说服自己，又不断地推翻，试图肯定一点什么，但自己都无法相信，内心空空荡荡，什么都抓不住，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都赌气地不再说话，心里都有着无边无际的懊悔。我试图把一只胳膊放在她的头下，把她揽在怀里，也许这样会让我们糟糕的心情好受一些。但她用很大的力气把我推开了，大声地叫着：“把你的手拿开，别理我！”
她伸出手，把床灯关掉了。在黑暗涌进整个房间之前，我看到她娇嫩的脸上爬满冷酷、迷惘的虫子一样的泪珠，并且很快就变成狂怒的雨滴，抽打着我的脸，我感到羞愧难当，悄悄地从她的床上下来，钻进我的被窝里，蒙着了我的脸……
我睡着了，没再做梦。第一次睡了这么一个安稳的觉。醒来的时候，阳光正从窗外照来，我用目光摸了摸那张床，她已经走了。
就是这么回事，如果不是真实地发生在我写这个小说期间，我就不会写它了。你是不是想用这样一个故事来冲淡1937年12月飘在南京天空中恶臭的战争的气味？是不是想用它来对抗流淌在人类血液中最黑暗最堕落的人性？还是想用它来舒缓你因为写这个小说而产生的紧张和几近让你崩溃的疼痛？或者是用它来寓意这个悲惨的大屠杀不但能成为历史橱窗上的展品，还能成为一种娱乐？当然也可能有其他理由，但你自己也不清楚，你也不清楚这样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既然是这样，那你为什么又要把它写在小说中呢？
你摇了摇头，决定不想它了。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对我这个小说来说，真是太奇怪了，我本来还说过，我和她之间不会有任何故事呢。所有的梦都不受大脑控制，突如其来，小说同样如此，一些灵感以意想不到的角度飞来，击中大脑，挤着嚷着要流淌出来，你不得不听从大脑的指挥，手指上下飞舞，以一天一万余字的速度把它们敲在电脑中，并且不时备份在不同的U盘上，以提防黑客或扛着爱国大旗的红客制造的病毒和木马的侵蚀。
一部小说的诞生并不容易，每一行字都来之不易，你必须得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你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