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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硬卡”，二者一般的绑匪没有能力动用上海警备司令部的黑色轿车。这样一来，毛森便指示手下，首先着手侦查他手下在上海行动的人员。果然，原来绑架荣德生时打扮成军人模样、出示“红色硬卡”的人确实曾经是毛森的部下。毛森一听，又气又喜。气的是，作案的就是他的部下，全是党国的行动人员；喜的是荣德生绑架案终于有了线索，这线索是他毛森查得的，蒋介石肯定会对他另眼相看，这就能给自己的份量增加筹码。
经过严刑审问，知道匪首可能潜逃到了杭州。毛森便速令三个侦探立即去杭州追捕匪首。后来，绑架荣德生的匪徒8人无一漏网。案破后追回了荣德生先生的所有赎款，8名作案匪徒全部被枪决。
这样看来，绑架荣德生的是毛森的部下，毛森又把他们辑拿归案。再看看这起绑架案得益最大的人，是毛森！侦破案件后的功推第一，蒋介石亲自召见他，又是嘉奖，又是提升。毛森从此一路青云直上。
从这里，明眼人大致可以窥探到荣德生绑架案的一斑。不妨做这样的假设：毛森指使部下绑架荣德生，索要钱财，然后再指使别的部下侦破案件，拿来赎款。这样，赎款可以变相地以酬金的方式纳入口袋，破案的声名也当仁不让，一举两得。
或者也可以再往深层去推敲，毛森代表的是第三方面军势力，第三方面军的幕后，便是庞大的国民政府集团。荣氏家族出身寒微，且做的是实业，脚踏实地，根深蒂固，与国民政府庇护下的的官僚资本企业集团的运营模式相去甚远。面对荣氏企业这样资力雄厚的财团，国民政府应该是会有所行动的。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在被绑架的这场磨难中，荣德生不仅经济上遭受了重大损失，身心健康也遭到严重摧残。
1949年，国民党政权倒台前夕，荣氏家族内部出现了大震荡，这一年也是一个分水岭，荣家由此走向低潮。1948年9月4日，上海市警察局根据蒋经国的旨意，以涉嫌私套港汇为由，将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逮捕，关押77天，经特别刑事法庭审判，处以六个月徒刑，缓刑三年，荣家先后被勒索去棉纱、布、面粉、栈单、黄金、美钞，总价值折合5000件棉纱。1949年5月，上海地方法院又以所谓“军粉霉烂案”的莫须有罪名，对荣毅仁控告起诉，原定于5月25日开庭审理，由于上海迅速解放，才避免了更大的厄运，但已被敲诈去黄金10条、美金5000元。
至此，荣德生终于认识到国民党当局“视民力若牛马，待民意如敝履，剥尽民脂民膏，终至自弃于民”；这个政府“比之日本，不相伯仲”。这也是后来上海解放后，荣德生不愿迁台的原因吧。
因为国民政府倒台前推行币值改革和限价政策，不久就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引起抢购狂潮，上海经济渐趋瘫痪。上海产业界人士纷纷迁资海外，寻求新的出路。资金的外流，致使留在内地的荣氏企业元气大伤。这让荣德生气愤不已，“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在最后关头，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经再三斟酌决定留在大陆。
上海解放后，荣氏企业面临困难，不仅资金紧张，原料也供应不足，国家通过发放贷款、供应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方法，对荣氏企业予以大力扶持，实现了新的复苏。荣德生父子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信任感。这件事的直接结果是，荣毅仁在1954年向上海市政府率先提出将他的产业实行公私合营，这一举动为上海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起了积极带头作用，荣毅仁“红色资本家”的称呼由此得来。此后，荣氏企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不断调整政策，发展壮大。
纵观荣氏兄弟一生作为，确实具有很大的社会功绩。因荣宗敬逝世得早，荣德生的功绩更大，大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实业，文教和城建。实业上不必说了，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的称号足以证明。荣德生曾在上海无锡两地先后创办了多所大学、普通中学、职业学校、小学、机工养成班；创办全国第一个有书目的乡村图书馆大公图书馆；编印、散发了《人道须知》等公民教育教材，竭力倡导、推行公民教育；造桥100多座；筑成道路八十余里……
1952年7月荣德生逝世，终年78岁。他的一生建树如此之多，却只着布衣布鞋，粗茶淡饭，从不奢华。
荣德生于1934年建造的宝界桥如今已不能适应交通发展的需要。1994年10月，荣德生的孙子，中信集团的掌门人荣智健与无锡市政府商量，保留旧桥，由他出资3000万元港币在边上再另建一座宝界桥。五里湖上架起的这宝界双虹，象征着中国民族工业首户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历程，也象征着东方文明古国建设公民社会的美好未来。这也算是荣氏兄弟留给我们的纪念吧。
第十三章王国维：沉湖弃世解尘埃
1927年6月2日上午，中国20世纪杰出的学术大师王国维，正值其学术生涯巅峰之际，却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弃世。消息传出，顿使海内外学界同深哀悼。人们在痛惜他“中道而废”之时，更竞相揣度其不明不白自沉的原因。几十年来，猜测、推论，诸见纷陈而时有新见，又因各执一隅而难以定论，于是成20世纪中国文化界一大“公案”。
王国维主编的中国第一份教育杂志，即所谓《教育世界》，几乎成了他一个人的刊物：大量的文章都出于他一个人之手，以至常常不得不隐去作者本人的姓名。借助于这一杂志，他创造了许多“中国第一”：第一个在中国较系统地介绍德国哲学，尤其是叔本华、尼采和康德的哲学；他的《红楼梦评论》，为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开山之作；后来，他的主要精力就慢慢转到国学上去了，最终成为一代国学大师，刘梦溪称他为“中国现代学术奠基人”，郭沫若称其是“新史学的开山”，以至鲁迅也赞扬道：“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可是，他怎么能在《三十自序》中，把自己以后的进步“圈定”在十年、二十年呢？莫不是冥冥之中就有某种预感了？
人间地狱真无间，
死后泥洹枉自豪。
终古众生无度日，
世尊只合老尘嚣。
这样的人生感悟，才真是绝望到极点了。即使在七十年后的今天，当人们伫立在万寿山巅，鸟瞰山下一片冰封的昆明湖时，似乎还可以直接触摸到王国维当年那一片冰封的心灵。
人死万事休。他是顾不得后人评说了。
要说王国维，需从江南风景胜地钱塘江谈起。
钱塘江秀丽壮美，是浙江一笔天然财富。而浙江又素有山水灵秀之地，人文荟萃，素有文物之邦的美称。又所谓“江浙出才子”。不用说光绍兴一处，一下子就冒出三周：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而钱塘江边的海宁，则出了一位学术风云人物——“中国现代学术奠基人”（刘梦溪）王国维。
王国维的诞生地位于浙江省海宁州（今海宁市盐官镇）双仁巷王氏旧宅。虽然王国维后来的学术建树大有王者风度，但他落入红尘的这一王氏旧宅，却并不是一座王宫。这是一个中产人家。1877年12月3日，旧历十月二十九日王国维来到“人间”，此时一年一度最为壮观的钱塘江大潮，此时已过去两个多月了：大潮是在每年八月十八日（旧历）。涨潮的时候，海水逆行西上，退潮时则顺流东下，趋赴大海。挑选这样的日子来到人间，即使是用日后王国维极力推崇的德国哲人叔本华的“自由意志”说能给予一点解释吗？虽然天才出生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不会就是一首诗，但是一个人，即便是一个极平凡极平凡的人，他的出生却不能不与环境有着各种各样的微妙关系，而环境的一种，就是大自然。
正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说的“独上高楼”那种治学意境，他自己是一介寒儒知识分子不寻常的典型，是富于传奇色彩的文化人，他的一生无疑也是一场漫长艰苦的攀登，充满着坚信却又坎坷。之后留给我们的是许多发人深省的谜团。
王国维幼年时代的第一大不幸，便是亲生母亲的病逝，当时王国维只有4岁。
不过，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后来娶了叶砚耕之女，叫叶孺人。王国维对这位叶姓继母，比较敬畏。据陈守谦回忆：王国维十五六岁时，跟少年朋友们有聚会，到吃午饭的时候必定要离去，留他吃饭是留不住的，因为后母在家里等着，午饭要全家人一起吃，所以王国维不能不回家，以讨得后母的喜欢。
早年丧母对王国维的影响有哪些呢？也许我们可以从王国维自己的记述里面找到线索。王国维后来说，古今的诗人，幼年有很多是胆小的，而想象的能力，确实是从这里得来的。王国维小时候比较“畏葸”，胆子小。不过这胆小倒不是全部来自幼年丧母。因为人们很可以假定：王国维若是幼年不丧母，而是深得慈母长期精心照料，有可能变得更为懦弱胆小。
王国维在母亲去世后，靠祖姑母范氏、以及叔祖母提携抚养。他还有一个姐姐，叫王蕴玉，比他大5岁，也这样跟着祖姑母、叔祖母过活。
王国维7岁，到附近读私塾，启蒙老师是潘缓昌（紫贵），受的是传统启蒙教育。内容大抵有“帖试”或“帖括”之类的科举文字、八股文章，特别空洞死板。家有藏书五六箧，除了他不喜欢的《十三经注疏》，每日从私塾回来，他都要翻阅这些杂书。从王国维后来的教育观点看，他显然不喜欢这种读死书的做法，以至听说光绪帝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时，高兴得了不得。
次年，恰逢全家搬往城内西南周家兜新屋。对十多岁的孩子来说，搬新屋不是一件小事情，何况这一搬就搬到西邻城脚、北临小河、南隔城墙、可与钱塘江相望的好去处呢！这是一所二进庭院，坐北朝南，在正房楼上可以望见钱塘江汹涌奔腾。王国维在江边，一住就是12年，直到22岁，亲见钱塘江日日西流，日日东趋海，于是有“潮落潮生，几换人间世”之叹。后来，海宁市政府将此处王国维故居修缮一新，定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布置了“王国维学术成就陈列室”，以示纪念。王国维身在江边时，大概没料到百年之后，人间世会换成这样吧。
之后比较重要的事件就是光绪帝亲政。这件事看上去跟王国维并无直接影响，但第二年，也即1888年康有为就上呈《上清帝第一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等变法主张。这样就影响到王乃誉。王乃誉喜谈经世之学，大概就从这时候开始。父亲的性格是很爽快的，逢人就讲新学，吹“新政”，直谈到别人捂着耳朵躲开，由于别人渐渐躲着父亲，父亲只好在家里跟小字辈谈。这对王国维触动很大。
王国维十几岁的时候学作诗文，并喜金石书画。并已经开始以文会友，跟同县的少年名士们相互切磋，颇有才子派头，他被列为“海宁四才子”。
后来，王国维与大家“同舟赴府试”，结果没有考取。于是重新振作，参加岁试，入了州学。
而此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清军惨败，全国震动，这对王国维来说，这也是一个转折。个人生途困迫，国家战事惨败，掌管国政的西太后却要庆祝她的60大寿了，她的寿礼就在颐和园。中日甲午战争，清朝海军全军覆没，慈禧却在那里建园庆寿，而建园经费有人以为是李鸿章挪用海军经费而来，对此王国维未置一辞，而1895年，清政府便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把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并赔偿白银二万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还不到赔款的三分之一。真是大国风度，颐养天和了。这些对王国维影响极大。
而在王国维困苦潦倒的同时，北京城里，康有为正在闹他的公车上书，提出变法主张，但没成功。于是回到广州讲学，学生中有一位就是梁启超。康有为名声为之一振，听讲的日益增多，两年后达到百多人。之后年他又进京应试，适逢《马关条约》签订在即，康有为马上请梁启超联合广东籍的举人上书反对签约，一时间轰动全国。此时王国维正是七尺男儿，热血青年，追慕新学，极为迫切。但迫于穷困，想游学而不得，却有家事缠身。
此时，他跟莫氏成婚了。莫氏出生在商人家庭，是同县春富庵镇莫寅生的孙女。
1898年2月间，王国维代理《时务报》书记工作。这时候的他渴念新学、心系外界，尤其对于《时务报》更是心向往之。恰好有这么一个好机会，于是马上动身去上海。父亲也一同前往；但把妻室留在家乡了。
这是王国维一生事业的开始。
进《时务报》馆，开头是担任书记之职，薪金虽然不多，但是兴趣颇高，尽心尽责。
他在致许默斋的信中说：“阁下（在时务报馆的薪水）确系每月20圆，弟则每月12圆。弟当时唯唯。惟念阁下与弟所办之事固属不殊，况弟系为阁下代庖，原与一人无异，何以前后多寡悬殊若此，即使弟办事或有不妥，亦应函告足下，申明当酌减之处，弟亦可以自定去留，未有追减前月薪水者。”可见王国维对这薄薪是不满意的。
不久，王国维想到翻译中西文报馆去，因为进入《时务报》馆后，欧云樵劝他一起去翻译中西文报馆。因为那是各路高才荟萃之所，几个月后就可能长进很大，可以再另外找个好地方。这事跟父亲商量后，父亲不同意，劝他初来乍到，以慎重为妥。不过，从这事倒可以看出王国维的不死板，思想相当活跃。
这时候，罗振玉创办的农学社，正缺翻译人才，于是与《时务报》诸同人共同创立了东文学社。东文学社是我国近代第一所日语专科学校，兼教英语，以培养翻译西方农学书刊的译才。这样，王国维又来了一个机会，去东文学社学外语。不过，东文学社的学习并不轻松，制度也颇严格。王国维一边在《时务报》工作，一边在东文学社读书，半工半读，非常紧张。
在报馆，王国维任书记，又兼校对，还要代汪氏兄弟写信、作文、翻译，报酬却很少。学习上只有在东文学社的三个钟头，没有空来进一步钻研学问。这使王国维进退两难，抑郁不乐，考试也不及格。不久就因工作与学习的矛盾激化，与馆方发生了龃龉。
王国维被弄得身心交瘁。随后，他又得了一个长女。但是他根本没有时间去照看自己的长女。之后他又因为积劳成疾，得了脚气病而回家疗养。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长女夭折了，离他而去。他只做了两个多月的父亲，又加上脚气病，祸不单行。
在这种情况下王国维病愈离家去上海。到上海后，《时务报》已关闭了。罗振玉请王国维到东文学社任庶务，让他随班学习，并免去学费。在此之前，罗振玉因看到王国维书题的咏史绝句：“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惊异非常，予以特别照顾。
从此以后，王国维才有时间专心于学问。
这位话不多、藏锋芒而又很自负的王国维，现在运气不错。没多长时间，又得了一个位长子：王潜明。
1904年，王国维前往江苏师范学堂讲课。这时候，清政府成立了“学部”，也就是教育部。不久，罗振玉调任为学部参事，王国维也随同进了北京。这时的王国维已经30岁了，他似乎已将天涯路望尽，他深感疲惫，而又意犹未尽。而立之年，新生活在北京等着他。初来京城，王国维没摊上什么新鲜事做。由于辞去了江苏师范学堂的教职，他得以花大量精力主编《教育世界》，写文章发表，搞研究工作。
后来，蔡元培拟聘王国维为北大教授，王国维婉辞不就。日本大学也欲聘他为教授，他也谢绝了。不过，他却兼任外国人在上海办的金圣明智大学教授。
之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立，蔡元培兼任所长，聘请校外学者罗振玉、王国维为函授导师。北大送来薪水200圆，王国维退回聘金，并致函马衡辞谢。
随即，溥仪手令，王国维“加恩赏给五品衔，并赏食五品俸。”
1924年秋，清华学校拟创办研究院，聘海内名流任院长，胡适荐王国维去，校长曹云祥去敦请，王国维婉辞。
同年11月，溥仪被逐出宫，住进醇王府。王国维随行。
1925年2月，清华创办了国学研究院，胡适去请王国维任“研究教授”，被谢绝。胡适便又托溥仪代为劝驾，溥仪下了一道诏书，王国维这才答应去清华。
红色硬卡”，二者一般的绑匪没有能力动用上海警备司令部的黑色轿车。这样一来，毛森便指示手下，首先着手侦查他手下在上海行动的人员。果然，原来绑架荣德生时打扮成军人模样、出示“红色硬卡”的人确实曾经是毛森的部下。毛森一听，又气又喜。气的是，作案的就是他的部下，全是党国的行动人员；喜的是荣德生绑架案终于有了线索，这线索是他毛森查得的，蒋介石肯定会对他另眼相看，这就能给自己的份量增加筹码。
经过严刑审问，知道匪首可能潜逃到了杭州。毛森便速令三个侦探立即去杭州追捕匪首。后来，绑架荣德生的匪徒8人无一漏网。案破后追回了荣德生先生的所有赎款，8名作案匪徒全部被枪决。
这样看来，绑架荣德生的是毛森的部下，毛森又把他们辑拿归案。再看看这起绑架案得益最大的人，是毛森！侦破案件后的功推第一，蒋介石亲自召见他，又是嘉奖，又是提升。毛森从此一路青云直上。
从这里，明眼人大致可以窥探到荣德生绑架案的一斑。不妨做这样的假设：毛森指使部下绑架荣德生，索要钱财，然后再指使别的部下侦破案件，拿来赎款。这样，赎款可以变相地以酬金的方式纳入口袋，破案的声名也当仁不让，一举两得。
或者也可以再往深层去推敲，毛森代表的是第三方面军势力，第三方面军的幕后，便是庞大的国民政府集团。荣氏家族出身寒微，且做的是实业，脚踏实地，根深蒂固，与国民政府庇护下的的官僚资本企业集团的运营模式相去甚远。面对荣氏企业这样资力雄厚的财团，国民政府应该是会有所行动的。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在被绑架的这场磨难中，荣德生不仅经济上遭受了重大损失，身心健康也遭到严重摧残。
1949年，国民党政权倒台前夕，荣氏家族内部出现了大震荡，这一年也是一个分水岭，荣家由此走向低潮。1948年9月4日，上海市警察局根据蒋经国的旨意，以涉嫌私套港汇为由，将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逮捕，关押77天，经特别刑事法庭审判，处以六个月徒刑，缓刑三年，荣家先后被勒索去棉纱、布、面粉、栈单、黄金、美钞，总价值折合5000件棉纱。1949年5月，上海地方法院又以所谓“军粉霉烂案”的莫须有罪名，对荣毅仁控告起诉，原定于5月25日开庭审理，由于上海迅速解放，才避免了更大的厄运，但已被敲诈去黄金10条、美金5000元。
至此，荣德生终于认识到国民党当局“视民力若牛马，待民意如敝履，剥尽民脂民膏，终至自弃于民”；这个政府“比之日本，不相伯仲”。这也是后来上海解放后，荣德生不愿迁台的原因吧。
因为国民政府倒台前推行币值改革和限价政策，不久就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引起抢购狂潮，上海经济渐趋瘫痪。上海产业界人士纷纷迁资海外，寻求新的出路。资金的外流，致使留在内地的荣氏企业元气大伤。这让荣德生气愤不已，“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在最后关头，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经再三斟酌决定留在大陆。
上海解放后，荣氏企业面临困难，不仅资金紧张，原料也供应不足，国家通过发放贷款、供应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方法，对荣氏企业予以大力扶持，实现了新的复苏。荣德生父子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信任感。这件事的直接结果是，荣毅仁在1954年向上海市政府率先提出将他的产业实行公私合营，这一举动为上海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起了积极带头作用，荣毅仁“红色资本家”的称呼由此得来。此后，荣氏企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不断调整政策，发展壮大。
纵观荣氏兄弟一生作为，确实具有很大的社会功绩。因荣宗敬逝世得早，荣德生的功绩更大，大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实业，文教和城建。实业上不必说了，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的称号足以证明。荣德生曾在上海无锡两地先后创办了多所大学、普通中学、职业学校、小学、机工养成班；创办全国第一个有书目的乡村图书馆大公图书馆；编印、散发了《人道须知》等公民教育教材，竭力倡导、推行公民教育；造桥100多座；筑成道路八十余里……
1952年7月荣德生逝世，终年78岁。他的一生建树如此之多，却只着布衣布鞋，粗茶淡饭，从不奢华。
荣德生于1934年建造的宝界桥如今已不能适应交通发展的需要。1994年10月，荣德生的孙子，中信集团的掌门人荣智健与无锡市政府商量，保留旧桥，由他出资3000万元港币在边上再另建一座宝界桥。五里湖上架起的这宝界双虹，象征着中国民族工业首户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历程，也象征着东方文明古国建设公民社会的美好未来。这也算是荣氏兄弟留给我们的纪念吧。
第十三章王国维：沉湖弃世解尘埃
1927年6月2日上午，中国20世纪杰出的学术大师王国维，正值其学术生涯巅峰之际，却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弃世。消息传出，顿使海内外学界同深哀悼。人们在痛惜他“中道而废”之时，更竞相揣度其不明不白自沉的原因。几十年来，猜测、推论，诸见纷陈而时有新见，又因各执一隅而难以定论，于是成20世纪中国文化界一大“公案”。
王国维主编的中国第一份教育杂志，即所谓《教育世界》，几乎成了他一个人的刊物：大量的文章都出于他一个人之手，以至常常不得不隐去作者本人的姓名。借助于这一杂志，他创造了许多“中国第一”：第一个在中国较系统地介绍德国哲学，尤其是叔本华、尼采和康德的哲学；他的《红楼梦评论》，为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开山之作；后来，他的主要精力就慢慢转到国学上去了，最终成为一代国学大师，刘梦溪称他为“中国现代学术奠基人”，郭沫若称其是“新史学的开山”，以至鲁迅也赞扬道：“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可是，他怎么能在《三十自序》中，把自己以后的进步“圈定”在十年、二十年呢？莫不是冥冥之中就有某种预感了？
人间地狱真无间，
死后泥洹枉自豪。
终古众生无度日，
世尊只合老尘嚣。
这样的人生感悟，才真是绝望到极点了。即使在七十年后的今天，当人们伫立在万寿山巅，鸟瞰山下一片冰封的昆明湖时，似乎还可以直接触摸到王国维当年那一片冰封的心灵。
人死万事休。他是顾不得后人评说了。
要说王国维，需从江南风景胜地钱塘江谈起。
钱塘江秀丽壮美，是浙江一笔天然财富。而浙江又素有山水灵秀之地，人文荟萃，素有文物之邦的美称。又所谓“江浙出才子”。不用说光绍兴一处，一下子就冒出三周：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而钱塘江边的海宁，则出了一位学术风云人物——“中国现代学术奠基人”（刘梦溪）王国维。
王国维的诞生地位于浙江省海宁州（今海宁市盐官镇）双仁巷王氏旧宅。虽然王国维后来的学术建树大有王者风度，但他落入红尘的这一王氏旧宅，却并不是一座王宫。这是一个中产人家。1877年12月3日，旧历十月二十九日王国维来到“人间”，此时一年一度最为壮观的钱塘江大潮，此时已过去两个多月了：大潮是在每年八月十八日（旧历）。涨潮的时候，海水逆行西上，退潮时则顺流东下，趋赴大海。挑选这样的日子来到人间，即使是用日后王国维极力推崇的德国哲人叔本华的“自由意志”说能给予一点解释吗？虽然天才出生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不会就是一首诗，但是一个人，即便是一个极平凡极平凡的人，他的出生却不能不与环境有着各种各样的微妙关系，而环境的一种，就是大自然。
正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说的“独上高楼”那种治学意境，他自己是一介寒儒知识分子不寻常的典型，是富于传奇色彩的文化人，他的一生无疑也是一场漫长艰苦的攀登，充满着坚信却又坎坷。之后留给我们的是许多发人深省的谜团。
王国维幼年时代的第一大不幸，便是亲生母亲的病逝，当时王国维只有4岁。
不过，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后来娶了叶砚耕之女，叫叶孺人。王国维对这位叶姓继母，比较敬畏。据陈守谦回忆：王国维十五六岁时，跟少年朋友们有聚会，到吃午饭的时候必定要离去，留他吃饭是留不住的，因为后母在家里等着，午饭要全家人一起吃，所以王国维不能不回家，以讨得后母的喜欢。
早年丧母对王国维的影响有哪些呢？也许我们可以从王国维自己的记述里面找到线索。王国维后来说，古今的诗人，幼年有很多是胆小的，而想象的能力，确实是从这里得来的。王国维小时候比较“畏葸”，胆子小。不过这胆小倒不是全部来自幼年丧母。因为人们很可以假定：王国维若是幼年不丧母，而是深得慈母长期精心照料，有可能变得更为懦弱胆小。
王国维在母亲去世后，靠祖姑母范氏、以及叔祖母提携抚养。他还有一个姐姐，叫王蕴玉，比他大5岁，也这样跟着祖姑母、叔祖母过活。
王国维7岁，到附近读私塾，启蒙老师是潘缓昌（紫贵），受的是传统启蒙教育。内容大抵有“帖试”或“帖括”之类的科举文字、八股文章，特别空洞死板。家有藏书五六箧，除了他不喜欢的《十三经注疏》，每日从私塾回来，他都要翻阅这些杂书。从王国维后来的教育观点看，他显然不喜欢这种读死书的做法，以至听说光绪帝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时，高兴得了不得。
次年，恰逢全家搬往城内西南周家兜新屋。对十多岁的孩子来说，搬新屋不是一件小事情，何况这一搬就搬到西邻城脚、北临小河、南隔城墙、可与钱塘江相望的好去处呢！这是一所二进庭院，坐北朝南，在正房楼上可以望见钱塘江汹涌奔腾。王国维在江边，一住就是12年，直到22岁，亲见钱塘江日日西流，日日东趋海，于是有“潮落潮生，几换人间世”之叹。后来，海宁市政府将此处王国维故居修缮一新，定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布置了“王国维学术成就陈列室”，以示纪念。王国维身在江边时，大概没料到百年之后，人间世会换成这样吧。
之后比较重要的事件就是光绪帝亲政。这件事看上去跟王国维并无直接影响，但第二年，也即1888年康有为就上呈《上清帝第一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等变法主张。这样就影响到王乃誉。王乃誉喜谈经世之学，大概就从这时候开始。父亲的性格是很爽快的，逢人就讲新学，吹“新政”，直谈到别人捂着耳朵躲开，由于别人渐渐躲着父亲，父亲只好在家里跟小字辈谈。这对王国维触动很大。
王国维十几岁的时候学作诗文，并喜金石书画。并已经开始以文会友，跟同县的少年名士们相互切磋，颇有才子派头，他被列为“海宁四才子”。
后来，王国维与大家“同舟赴府试”，结果没有考取。于是重新振作，参加岁试，入了州学。
而此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清军惨败，全国震动，这对王国维来说，这也是一个转折。个人生途困迫，国家战事惨败，掌管国政的西太后却要庆祝她的60大寿了，她的寿礼就在颐和园。中日甲午战争，清朝海军全军覆没，慈禧却在那里建园庆寿，而建园经费有人以为是李鸿章挪用海军经费而来，对此王国维未置一辞，而1895年，清政府便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把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并赔偿白银二万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还不到赔款的三分之一。真是大国风度，颐养天和了。这些对王国维影响极大。
而在王国维困苦潦倒的同时，北京城里，康有为正在闹他的公车上书，提出变法主张，但没成功。于是回到广州讲学，学生中有一位就是梁启超。康有为名声为之一振，听讲的日益增多，两年后达到百多人。之后年他又进京应试，适逢《马关条约》签订在即，康有为马上请梁启超联合广东籍的举人上书反对签约，一时间轰动全国。此时王国维正是七尺男儿，热血青年，追慕新学，极为迫切。但迫于穷困，想游学而不得，却有家事缠身。
此时，他跟莫氏成婚了。莫氏出生在商人家庭，是同县春富庵镇莫寅生的孙女。
1898年2月间，王国维代理《时务报》书记工作。这时候的他渴念新学、心系外界，尤其对于《时务报》更是心向往之。恰好有这么一个好机会，于是马上动身去上海。父亲也一同前往；但把妻室留在家乡了。
这是王国维一生事业的开始。
进《时务报》馆，开头是担任书记之职，薪金虽然不多，但是兴趣颇高，尽心尽责。
他在致许默斋的信中说：“阁下（在时务报馆的薪水）确系每月20圆，弟则每月12圆。弟当时唯唯。惟念阁下与弟所办之事固属不殊，况弟系为阁下代庖，原与一人无异，何以前后多寡悬殊若此，即使弟办事或有不妥，亦应函告足下，申明当酌减之处，弟亦可以自定去留，未有追减前月薪水者。”可见王国维对这薄薪是不满意的。
不久，王国维想到翻译中西文报馆去，因为进入《时务报》馆后，欧云樵劝他一起去翻译中西文报馆。因为那是各路高才荟萃之所，几个月后就可能长进很大，可以再另外找个好地方。这事跟父亲商量后，父亲不同意，劝他初来乍到，以慎重为妥。不过，从这事倒可以看出王国维的不死板，思想相当活跃。
这时候，罗振玉创办的农学社，正缺翻译人才，于是与《时务报》诸同人共同创立了东文学社。东文学社是我国近代第一所日语专科学校，兼教英语，以培养翻译西方农学书刊的译才。这样，王国维又来了一个机会，去东文学社学外语。不过，东文学社的学习并不轻松，制度也颇严格。王国维一边在《时务报》工作，一边在东文学社读书，半工半读，非常紧张。
在报馆，王国维任书记，又兼校对，还要代汪氏兄弟写信、作文、翻译，报酬却很少。学习上只有在东文学社的三个钟头，没有空来进一步钻研学问。这使王国维进退两难，抑郁不乐，考试也不及格。不久就因工作与学习的矛盾激化，与馆方发生了龃龉。
王国维被弄得身心交瘁。随后，他又得了一个长女。但是他根本没有时间去照看自己的长女。之后他又因为积劳成疾，得了脚气病而回家疗养。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长女夭折了，离他而去。他只做了两个多月的父亲，又加上脚气病，祸不单行。
在这种情况下王国维病愈离家去上海。到上海后，《时务报》已关闭了。罗振玉请王国维到东文学社任庶务，让他随班学习，并免去学费。在此之前，罗振玉因看到王国维书题的咏史绝句：“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惊异非常，予以特别照顾。
从此以后，王国维才有时间专心于学问。
这位话不多、藏锋芒而又很自负的王国维，现在运气不错。没多长时间，又得了一个位长子：王潜明。
1904年，王国维前往江苏师范学堂讲课。这时候，清政府成立了“学部”，也就是教育部。不久，罗振玉调任为学部参事，王国维也随同进了北京。这时的王国维已经30岁了，他似乎已将天涯路望尽，他深感疲惫，而又意犹未尽。而立之年，新生活在北京等着他。初来京城，王国维没摊上什么新鲜事做。由于辞去了江苏师范学堂的教职，他得以花大量精力主编《教育世界》，写文章发表，搞研究工作。
后来，蔡元培拟聘王国维为北大教授，王国维婉辞不就。日本大学也欲聘他为教授，他也谢绝了。不过，他却兼任外国人在上海办的金圣明智大学教授。
之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立，蔡元培兼任所长，聘请校外学者罗振玉、王国维为函授导师。北大送来薪水200圆，王国维退回聘金，并致函马衡辞谢。
随即，溥仪手令，王国维“加恩赏给五品衔，并赏食五品俸。”
1924年秋，清华学校拟创办研究院，聘海内名流任院长，胡适荐王国维去，校长曹云祥去敦请，王国维婉辞。
同年11月，溥仪被逐出宫，住进醇王府。王国维随行。
1925年2月，清华创办了国学研究院，胡适去请王国维任“研究教授”，被谢绝。胡适便又托溥仪代为劝驾，溥仪下了一道诏书，王国维这才答应去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