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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你们也慢慢接受了。同样，我们大和民族现在发动这场战争，征服你们民族后，将要做的事情也是让你们的同胞能够丰衣足食，不受西洋列强的欺负。”
土肥原一郎眼神黯淡下来。“几十年前，我们日本也和贵国一样，被英国人的战舰轰击过，签下了很多不平等的条约。但我们大和民族并没有屈服，我们又站了起来。”说到这儿，土肥原一郎站起来，走到窗边指着窗外，“现在呢？西洋人窝在北平城的角落里连大门都不敢出，我们的军队在他们面前随便晃晃，他们就连忙喊什么抗议！什么叫抗议？抗议就是弱者的胆怯！”
听到这些，美云暂时没有出声，似乎在思考什么。黄碧辉却说话了：“美云，皇军对我们确实不错，你看咱回国后，国民政府怎么对待我们的？”
美云冲黄碧辉怒吼道：“够了！你给我闭嘴！”说完，扭头看着我，似乎在等我的呼应，希望我能够站起来一起谴责黄碧辉。我还是不敢迎着她愤怒的眼神，头压得更低了。沉默了一会儿，美云站了起来说：“土肥原先生，我阮美云虽然是个女子，但绝不是不知亡国恨的小女人。如果你是要做伤害中华民族的事情，杀了我也不会答应。如果只是要我接受一个研究与学习的工作，我姑且可以接受。”
土肥原一郎拍了拍手。“阮美云小姐，我很欣赏你的坦率。请你放心，你和黄碧辉以及曹正先生接下来要从事的研究工作，确实只是单纯的科学实验。并且……”说到这儿，土肥原一郎的眼中发出热切的光芒，“并且这实验对于我们全人类，都将是无比伟大与崇高的。”
那顿早餐非常丰盛，黄碧辉热情地和土肥原一郎频频干杯，不时称赞日本清酒多么美味。我和美云只是随便吃了一点儿，就放下了筷子。美云时不时地扭头看我，似乎她也看出我只是为了权宜之计而答应了土肥原一郎的要求，所以眼神中没有过多的指责，反而还有一些关切。席间，土肥原一郎好几次主动要和我及美云碰杯，美云装作没听见，我虽然举了杯，但只是象征性地自饮自酌地喝了一点点。
当天下午我们三人就被鬼子押上了火车，火车开了一天一夜，我们是被分开关押的，平常只有吃饭的时候才能见面，看守的鬼子盯得紧紧的，不允许我们交谈。直到下火车时我才发现，原来土肥原一郎也在火车上，看来关东军高层对于物理学留学生确实很重视。
我们被押送到了奉天（日军对沈阳的称呼）日军警备司令部关了一晚，第二天换了一批车队押送，不知道要送去哪儿，车窗上还悬挂有黑色布帘。估计鬼子是怕我们三个人通气，所以把我、美云和黄碧辉分开安排。我们三人各坐一辆轿车，第四辆轿车里是土肥原一郎和一个西装革履的日本人。车队前后均有一辆军用卡车，上面站满了鬼子兵。我心里一直在想：难道我们三个人在日本人眼里真的很重要吗？竟然安排如此大的阵仗押送？可我没有想到的是，从那天开始，迎接我的就是无法醒来的噩梦。
坐在小轿车里的时候，我突然间想起一件事，黄碧辉和美云比我早两年到德国，是物理学院里为数不多的中国人，那时候爱因斯坦先生还在柏林。当时爱因斯坦先生因为不是日耳曼人在德国大受排挤，便对其他肤色的外国人格外地关照，所以黄碧辉和美云得到了爱因斯坦先生很多指导。那么，日本人是不是也知道这些，所以才如此看重我们三个物理学院的留学生呢？
车队驶了很久才到达目的地，当时已是深夜。下车看到几排整齐的营房和一个不小的操场，周围是黑压压的群山和密密麻麻的铁丝网。一个挂着少佐肩章的日本军官带领十几个士兵在门口迎接土肥原一郎一行。土肥原一郎似乎对此感觉很受用，微笑着给少佐介绍身边那位穿西装的日本人的身份。少佐连忙敬礼，看来穿西装的来头不小，至少肯定在少佐之上。然后土肥原一郎向少佐介绍我和美云，以及黄碧辉，这少佐敷衍地和我们握了握手，眼中流露出鄙夷的目光。然后扭头用日语对土肥原一郎说了几句，我唯一听懂的就是“支那猪”三个字。
土肥原一郎依然是笑笑，拍拍这少佐的肩膀，示意要他注意一点儿。
我们还是被单独关押着，房间挺整洁的，带有独立卫生间，床上铺着土黄色的被子和床单，证明了我们来到的是关东军军部下的一个营地。当时的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的生命将会在这片大山里终结，更没想到，自己会成为这远山战俘营里一个让人恶心且深恶痛绝的汉奸。
第二天早上我们就被带到了一个很大的房间，不过等待我们的却不是土肥原一郎，而是昨天看到的那个穿西装的日本人。不同的是今天的他穿着一套和服，模样看起来和土肥原一郎一样慈祥。
穿和服的日本人要我们分开坐下，先用德语向我们问好，然后又用流利的中文说道：“三位，我叫松下幸太郎，说起来和大伙应该也算是校友。之前也是在德国学习，和各位一样，我当时的导师是爱因斯坦先生。所以，看到三位感觉很亲切，昨晚就想和三位一起讨论些问题。当然，我们是学者，战争和我们无关，我想和三位讨论的也不过是爱因斯坦先生的相对论，毕竟那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一个科学假设，尤其平行世界这些理论……嘿嘿！作为一名学者，想起这些就会激动。”
我和阮美云面无表情地保持沉默，黄碧辉却对松下幸太郎微笑着，说：“太君这话说得对，咱只是学者，满世界打仗咱也帮不上，研究学问才是最重要的。”
松下幸太郎点点头，然后从公文包里拿出三沓纸来，分别递给我们，说道：“这是三套试卷，我希望诸位能够认真作答。我必须了解三位在物理学领域所掌握的高度，我们大日本帝国才能够因材施教，不浪费任何一个人才。”
不得不承认，我是个书呆子，这也是我和美云朝夕相处几年却不懂如何向她表达的主要原因。在拿到试卷后，我第一时间就埋头看了起来，甚至连松下幸太郎递笔过来都没注意到。松下幸太郎看在眼里，反而更加满意，仿佛他需要的就是我这种书呆子。我接过笔，正准备开始填答案。美云却在桌子底下踢了我一脚，我抬起头来看着她，只见她皱着眉，小声地对我说道：“乱填！”
我心里一紧，不太明白美云的用意，但在我认识她的几年里，无论美云对我提出任何要求，我从来没有违背过。所以，这一次也是一样，于是，我在每一道试题后都填了个错误的答案。
这些试题对于我们这几个刚放下书本没多久的留学生来说，并不是很难。前面四十道题都是些关于量子力学里比较普通的问题。而最后十道题就和专业知识无关了，只是一些对于某些假设的个人看法。其中有道题就是这样的：薛定谔之猫的假设性实验，你是否觉得荒谬？谈谈个人的看法。
薛定谔之猫，是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教授提出的一个轻松却又具有很大争议的假设性实验，和外祖母悖论一起，被认为是量子力学的两个最伟大的假设。具体实验是把一只猫放进一个盒子里，而盒子里有一个能触动毒气开关的原子核。如果原子核裂变，猫就会被毒死；反之，原子核的不稳定性也可能促使它一直不会裂变，那么毒气就不能结束猫的生命。得出的结论是，一段时间后，这盒子里的猫便有两种结局：一个是死猫；一个是活猫。
薛定谔教授假设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认为还有第三种可能：那就是如果我们不打开这个盒子，那只猫的状态未必一定就是生或者死，也有可能出现第三种状态，那就是生与死的叠加状态。
作为一个相对论的坚决拥护者，我的观念自然和薛定谔教授一致，认为实验还有第三种状态的可能性。就像一道光，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看到了，所以才出现在我们的意识里，因此才有了这道光。如果我们闭上眼睛，那么这道光就不会出现在我们的意识里，那么，作为一个意识的掌握者，我们确实可以认为这道光是并不存在的。
看到这个问题后，不得不承认又激起了我想要渲染自己观念的欲望。可抬笔前，却看到美云看着我的眼神。我咬咬牙，在这题目下写下：薛定谔之猫很荒谬，无稽之谈。
以你们也慢慢接受了。同样，我们大和民族现在发动这场战争，征服你们民族后，将要做的事情也是让你们的同胞能够丰衣足食，不受西洋列强的欺负。”
土肥原一郎眼神黯淡下来。“几十年前，我们日本也和贵国一样，被英国人的战舰轰击过，签下了很多不平等的条约。但我们大和民族并没有屈服，我们又站了起来。”说到这儿，土肥原一郎站起来，走到窗边指着窗外，“现在呢？西洋人窝在北平城的角落里连大门都不敢出，我们的军队在他们面前随便晃晃，他们就连忙喊什么抗议！什么叫抗议？抗议就是弱者的胆怯！”
听到这些，美云暂时没有出声，似乎在思考什么。黄碧辉却说话了：“美云，皇军对我们确实不错，你看咱回国后，国民政府怎么对待我们的？”
美云冲黄碧辉怒吼道：“够了！你给我闭嘴！”说完，扭头看着我，似乎在等我的呼应，希望我能够站起来一起谴责黄碧辉。我还是不敢迎着她愤怒的眼神，头压得更低了。沉默了一会儿，美云站了起来说：“土肥原先生，我阮美云虽然是个女子，但绝不是不知亡国恨的小女人。如果你是要做伤害中华民族的事情，杀了我也不会答应。如果只是要我接受一个研究与学习的工作，我姑且可以接受。”
土肥原一郎拍了拍手。“阮美云小姐，我很欣赏你的坦率。请你放心，你和黄碧辉以及曹正先生接下来要从事的研究工作，确实只是单纯的科学实验。并且……”说到这儿，土肥原一郎的眼中发出热切的光芒，“并且这实验对于我们全人类，都将是无比伟大与崇高的。”
那顿早餐非常丰盛，黄碧辉热情地和土肥原一郎频频干杯，不时称赞日本清酒多么美味。我和美云只是随便吃了一点儿，就放下了筷子。美云时不时地扭头看我，似乎她也看出我只是为了权宜之计而答应了土肥原一郎的要求，所以眼神中没有过多的指责，反而还有一些关切。席间，土肥原一郎好几次主动要和我及美云碰杯，美云装作没听见，我虽然举了杯，但只是象征性地自饮自酌地喝了一点点。
当天下午我们三人就被鬼子押上了火车，火车开了一天一夜，我们是被分开关押的，平常只有吃饭的时候才能见面，看守的鬼子盯得紧紧的，不允许我们交谈。直到下火车时我才发现，原来土肥原一郎也在火车上，看来关东军高层对于物理学留学生确实很重视。
我们被押送到了奉天（日军对沈阳的称呼）日军警备司令部关了一晚，第二天换了一批车队押送，不知道要送去哪儿，车窗上还悬挂有黑色布帘。估计鬼子是怕我们三个人通气，所以把我、美云和黄碧辉分开安排。我们三人各坐一辆轿车，第四辆轿车里是土肥原一郎和一个西装革履的日本人。车队前后均有一辆军用卡车，上面站满了鬼子兵。我心里一直在想：难道我们三个人在日本人眼里真的很重要吗？竟然安排如此大的阵仗押送？可我没有想到的是，从那天开始，迎接我的就是无法醒来的噩梦。
坐在小轿车里的时候，我突然间想起一件事，黄碧辉和美云比我早两年到德国，是物理学院里为数不多的中国人，那时候爱因斯坦先生还在柏林。当时爱因斯坦先生因为不是日耳曼人在德国大受排挤，便对其他肤色的外国人格外地关照，所以黄碧辉和美云得到了爱因斯坦先生很多指导。那么，日本人是不是也知道这些，所以才如此看重我们三个物理学院的留学生呢？
车队驶了很久才到达目的地，当时已是深夜。下车看到几排整齐的营房和一个不小的操场，周围是黑压压的群山和密密麻麻的铁丝网。一个挂着少佐肩章的日本军官带领十几个士兵在门口迎接土肥原一郎一行。土肥原一郎似乎对此感觉很受用，微笑着给少佐介绍身边那位穿西装的日本人的身份。少佐连忙敬礼，看来穿西装的来头不小，至少肯定在少佐之上。然后土肥原一郎向少佐介绍我和美云，以及黄碧辉，这少佐敷衍地和我们握了握手，眼中流露出鄙夷的目光。然后扭头用日语对土肥原一郎说了几句，我唯一听懂的就是“支那猪”三个字。
土肥原一郎依然是笑笑，拍拍这少佐的肩膀，示意要他注意一点儿。
我们还是被单独关押着，房间挺整洁的，带有独立卫生间，床上铺着土黄色的被子和床单，证明了我们来到的是关东军军部下的一个营地。当时的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的生命将会在这片大山里终结，更没想到，自己会成为这远山战俘营里一个让人恶心且深恶痛绝的汉奸。
第二天早上我们就被带到了一个很大的房间，不过等待我们的却不是土肥原一郎，而是昨天看到的那个穿西装的日本人。不同的是今天的他穿着一套和服，模样看起来和土肥原一郎一样慈祥。
穿和服的日本人要我们分开坐下，先用德语向我们问好，然后又用流利的中文说道：“三位，我叫松下幸太郎，说起来和大伙应该也算是校友。之前也是在德国学习，和各位一样，我当时的导师是爱因斯坦先生。所以，看到三位感觉很亲切，昨晚就想和三位一起讨论些问题。当然，我们是学者，战争和我们无关，我想和三位讨论的也不过是爱因斯坦先生的相对论，毕竟那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一个科学假设，尤其平行世界这些理论……嘿嘿！作为一名学者，想起这些就会激动。”
我和阮美云面无表情地保持沉默，黄碧辉却对松下幸太郎微笑着，说：“太君这话说得对，咱只是学者，满世界打仗咱也帮不上，研究学问才是最重要的。”
松下幸太郎点点头，然后从公文包里拿出三沓纸来，分别递给我们，说道：“这是三套试卷，我希望诸位能够认真作答。我必须了解三位在物理学领域所掌握的高度，我们大日本帝国才能够因材施教，不浪费任何一个人才。”
不得不承认，我是个书呆子，这也是我和美云朝夕相处几年却不懂如何向她表达的主要原因。在拿到试卷后，我第一时间就埋头看了起来，甚至连松下幸太郎递笔过来都没注意到。松下幸太郎看在眼里，反而更加满意，仿佛他需要的就是我这种书呆子。我接过笔，正准备开始填答案。美云却在桌子底下踢了我一脚，我抬起头来看着她，只见她皱着眉，小声地对我说道：“乱填！”
我心里一紧，不太明白美云的用意，但在我认识她的几年里，无论美云对我提出任何要求，我从来没有违背过。所以，这一次也是一样，于是，我在每一道试题后都填了个错误的答案。
这些试题对于我们这几个刚放下书本没多久的留学生来说，并不是很难。前面四十道题都是些关于量子力学里比较普通的问题。而最后十道题就和专业知识无关了，只是一些对于某些假设的个人看法。其中有道题就是这样的：薛定谔之猫的假设性实验，你是否觉得荒谬？谈谈个人的看法。
薛定谔之猫，是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教授提出的一个轻松却又具有很大争议的假设性实验，和外祖母悖论一起，被认为是量子力学的两个最伟大的假设。具体实验是把一只猫放进一个盒子里，而盒子里有一个能触动毒气开关的原子核。如果原子核裂变，猫就会被毒死；反之，原子核的不稳定性也可能促使它一直不会裂变，那么毒气就不能结束猫的生命。得出的结论是，一段时间后，这盒子里的猫便有两种结局：一个是死猫；一个是活猫。
薛定谔教授假设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认为还有第三种可能：那就是如果我们不打开这个盒子，那只猫的状态未必一定就是生或者死，也有可能出现第三种状态，那就是生与死的叠加状态。
作为一个相对论的坚决拥护者，我的观念自然和薛定谔教授一致，认为实验还有第三种状态的可能性。就像一道光，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看到了，所以才出现在我们的意识里，因此才有了这道光。如果我们闭上眼睛，那么这道光就不会出现在我们的意识里，那么，作为一个意识的掌握者，我们确实可以认为这道光是并不存在的。
看到这个问题后，不得不承认又激起了我想要渲染自己观念的欲望。可抬笔前，却看到美云看着我的眼神。我咬咬牙，在这题目下写下：薛定谔之猫很荒谬，无稽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