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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从司调查科都在其中协力。他畏惧的不是刘浩然深谋远虑，而是他不知道刘浩然还掌握多少不为他所知道地暗中力量。
“第一次国考已经定在九月初一了吧。”过了一会，刘浩然突然开口道。
“是的丞相，礼部那边五月份就已经确定下来，早已行文各地并刊登在各邸报上。而各府的初考已经在七月初就已经完成。”刘基拱手道。
江南开科举了，虽然改了个名字叫国考，但是意义一样，这在大江南北引起了轰动。这不仅意味着江南政权已经完备，而且对于江南万千读书人都是一个极大地鼓舞。
这次国考分成两次考试，县学的学子和各地文人先到各府参加初试，题目由各府的提学出，每府取一百二十到一百六十人不等，这些人都被称秀才，而这些秀才和江宁大学、东南大学四年学业完毕的学子一同到江宁参加会试，总计有四千七百余人，再从其中录取三百六十人。由于这次科举只是以江南行省地名义举行，所以这三百六十人只能被称为举人。但是江南士子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们知道，这是刘浩然政权第一次科举，肯定会留名青史，而且在本质上与进士无异。所以四千多士子早早地云集江宁，跃跃欲试，只求在国考中取个好功名。
“那我还可以主持国考再上前线，对了，方国珍那边的秀才都顺利抵达了吗？”
由于方国珍现在也归在江南行省之内，他还挂着江南行省参知政事的牌子呢，于是刘浩然也知会他，让他在辖地选拔士子参加江宁国考。方国珍一来不敢逆刘浩然的意，二来不敢阻挡辖下众多士子的热情，便按庆元路、温州路、台州路选取了三百余名秀才，送到江宁应试。
“回丞相，礼部已经安排妥当了。”刘基答道。
“这次学子众多，礼部和应天府要多尽力了，如果人手不够，就由你陆军部调拨守备军。”
“遵命，丞相。”刘基拱手应道，“只是枫林先生和潜溪前些日子还在跟我唠叨，希望丞相尽快出题。”
按照刘浩然的命令，朱升担任此次国考地主考官，宋担任此次副主考官，李习、陶安、叶兑等人为同考官，侍从司都司刘存忠为提调。按照刘浩然定下的规矩，这次国考总要考三场，杂试、正试和加试，每场一天时间，从九月二十考到二十二日。杂试题目由主考官、副主考官率同考官们在九月十五日前拟定，总共四套，密封用印交由刘存忠存入礼部大堂，由大内亲军日夜看守。十八日由刘浩然随意选定其中一套，再由主考官、副主考官、同考官与刘存忠一同验明封条印鉴完整，然后由副主考官与刘
同带着军士护送至江宁印书局。大内亲军把印书车住，不准任何人进出。工匠带着干粮吃住在里面，日夜开工，印刷五千套试卷，印刷完毕后立即由副主考官与提调刘存忠一同封存加印鉴。考试那日再由两人护送至考场，由主考官会同副主考官、同考官验明封存印章，然后开封卷考试。
而正试和加试地题目却是由刘浩然出，封存在一个信封里，在每天开考前由刘存忠从刘府领出，护送至考院，由主考官等考官一同验明封存印鉴，再开封颂示考场，考生按照题目答题。
刘浩然在低盘算这次国考的得与失，他曾经对比过唐宋元地科举考试和后世的公务员考试、学历考试，现科举考试有它地长处，那就是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而据他地了解，历史上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看见科举取士制度，在他们的游记中把它介绍到欧洲。十八世纪时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国在十九世纪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方法，规定政府文官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招取，渐渐形成后来为欧美各国彷效的文官制度。
它的缺点是在历史上由于明朝皇帝改变了考试内容、固定了应试地格式，使科举成为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枷锁。
而且科举将学历考试与文官考试混为一体，使得应试的文人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中举当官，全无心思去从事其它职业和工作。
为了避免历史上地错误，刘浩然拒绝了宋等人提议的照前宋制直接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命题，让应试作文阐明其中义理地考试方法，而是改为一种新式考试方式。他曾经意味深长地对一干文人名士言道：新立之初，当海纳百川，不能以文限志，独长一家一言。
而且刘浩然准备在这一次科举尝试之后，根据情况对科举再次进行改革，真正做到学历考试与文官资格考试相脱离。
“我心中已经有了定计了，不会误了考试。”刘浩然淡淡地说道，刘基默默地看着他，眼睛闪过一道光芒，嘴巴张了张，欲言又止。
刘浩然看在眼里，心里知道他想说什么，虽然这次科举没有让理学学派意，但是刘基、宋等浙东理学学派想借着这个大好机会成为江南行省主流学术思想。由于刘浩然指定了教材，所以理学在江南行省童学、县学、府学中不占优势，而由于刘浩然放纵，江宁大学、东南大学中除了折衷儒佛、调和朱陆的浙东理学派，还收纳了兼宗陆学的江西理学派、号称朱熹嫡脉的金华理学派、陆学承传地四明理学派，光是理学内部各学派就争得非常激烈，还有传承洛学、关学，偏向强调功利、注重事功的永嘉学派和永康学派以及批判“神学迷信”、以正风俗、息妖妄的东南武进文士谢应芳等其它名士学派，尤其是谢应芳的事情最为世人称奇，刘浩然听到这位当代“无神论”，当即聘请他为东南大学教授，随即又转聘为江宁大学教授，让江南文人实在摸不清这位丞相的“学术爱好”，只知道他“涉猎甚杂”。
于是宋等人把注意放在了这次科举上，他们希望这次科举出的题目能够偏向程朱理学，只要形成惯例，就不愁江南读书人不去专读程朱理学。可是身为主考官地朱升更擅“帝王术”，而且在刘浩然的影响下，慢慢偏向实用主义，他做为刘浩然地老师，也在为学生在“学术”界玩平衡，就是不让程朱理学占主流优势；李习和陶安师徒俩虽然也算是程朱理学一脉，但是跟着刘浩然甚久，早就跟着他一个鼻子出气，以“君忧为重”；叶兑以经济自负，尤精天文、地理、卜书，更彻底的“帝王术学”。所以宋一个人有点“孤军奋战”，原本还想把同门地刘基、叶琛、章溢拉进来当同考官，但是却被刘浩然以军国事急、官职之人不便为考官为由拒绝了。
在这种情况下，刘基和宋有点着急，一旦这次国考考试范围、考题形成惯例，程朱理学再想一统朝野就麻烦了。但是面对这个城府深沉、“独断专行”的主公，刘基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没有开口再劝道。
谈了一会科举和其它事情，冯国用、刘基、杨宪三人看到天色已晚，便起身告辞。刘浩然将三人送到门口时，突然对杨宪说道：“那件事情你要抓紧，尽快派人去江北。”
听完这没头没尾地话，站在一边的冯国用和刘基却似乎什么都没有听到，神色如常，而杨宪拱手弯腰道：“属下领命！”(，如欲知后事如何，WW.。章节更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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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从司调查科都在其中协力。他畏惧的不是刘浩然深谋远虑，而是他不知道刘浩然还掌握多少不为他所知道地暗中力量。
“第一次国考已经定在九月初一了吧。”过了一会，刘浩然突然开口道。
“是的丞相，礼部那边五月份就已经确定下来，早已行文各地并刊登在各邸报上。而各府的初考已经在七月初就已经完成。”刘基拱手道。
江南开科举了，虽然改了个名字叫国考，但是意义一样，这在大江南北引起了轰动。这不仅意味着江南政权已经完备，而且对于江南万千读书人都是一个极大地鼓舞。
这次国考分成两次考试，县学的学子和各地文人先到各府参加初试，题目由各府的提学出，每府取一百二十到一百六十人不等，这些人都被称秀才，而这些秀才和江宁大学、东南大学四年学业完毕的学子一同到江宁参加会试，总计有四千七百余人，再从其中录取三百六十人。由于这次科举只是以江南行省地名义举行，所以这三百六十人只能被称为举人。但是江南士子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们知道，这是刘浩然政权第一次科举，肯定会留名青史，而且在本质上与进士无异。所以四千多士子早早地云集江宁，跃跃欲试，只求在国考中取个好功名。
“那我还可以主持国考再上前线，对了，方国珍那边的秀才都顺利抵达了吗？”
由于方国珍现在也归在江南行省之内，他还挂着江南行省参知政事的牌子呢，于是刘浩然也知会他，让他在辖地选拔士子参加江宁国考。方国珍一来不敢逆刘浩然的意，二来不敢阻挡辖下众多士子的热情，便按庆元路、温州路、台州路选取了三百余名秀才，送到江宁应试。
“回丞相，礼部已经安排妥当了。”刘基答道。
“这次学子众多，礼部和应天府要多尽力了，如果人手不够，就由你陆军部调拨守备军。”
“遵命，丞相。”刘基拱手应道，“只是枫林先生和潜溪前些日子还在跟我唠叨，希望丞相尽快出题。”
按照刘浩然的命令，朱升担任此次国考地主考官，宋担任此次副主考官，李习、陶安、叶兑等人为同考官，侍从司都司刘存忠为提调。按照刘浩然定下的规矩，这次国考总要考三场，杂试、正试和加试，每场一天时间，从九月二十考到二十二日。杂试题目由主考官、副主考官率同考官们在九月十五日前拟定，总共四套，密封用印交由刘存忠存入礼部大堂，由大内亲军日夜看守。十八日由刘浩然随意选定其中一套，再由主考官、副主考官、同考官与刘存忠一同验明封条印鉴完整，然后由副主考官与刘
同带着军士护送至江宁印书局。大内亲军把印书车住，不准任何人进出。工匠带着干粮吃住在里面，日夜开工，印刷五千套试卷，印刷完毕后立即由副主考官与提调刘存忠一同封存加印鉴。考试那日再由两人护送至考场，由主考官会同副主考官、同考官验明封存印章，然后开封卷考试。
而正试和加试地题目却是由刘浩然出，封存在一个信封里，在每天开考前由刘存忠从刘府领出，护送至考院，由主考官等考官一同验明封存印鉴，再开封颂示考场，考生按照题目答题。
刘浩然在低盘算这次国考的得与失，他曾经对比过唐宋元地科举考试和后世的公务员考试、学历考试，现科举考试有它地长处，那就是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而据他地了解，历史上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看见科举取士制度，在他们的游记中把它介绍到欧洲。十八世纪时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国在十九世纪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方法，规定政府文官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招取，渐渐形成后来为欧美各国彷效的文官制度。
它的缺点是在历史上由于明朝皇帝改变了考试内容、固定了应试地格式，使科举成为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枷锁。
而且科举将学历考试与文官考试混为一体，使得应试的文人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中举当官，全无心思去从事其它职业和工作。
为了避免历史上地错误，刘浩然拒绝了宋等人提议的照前宋制直接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命题，让应试作文阐明其中义理地考试方法，而是改为一种新式考试方式。他曾经意味深长地对一干文人名士言道：新立之初，当海纳百川，不能以文限志，独长一家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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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已经有了定计了，不会误了考试。”刘浩然淡淡地说道，刘基默默地看着他，眼睛闪过一道光芒，嘴巴张了张，欲言又止。
刘浩然看在眼里，心里知道他想说什么，虽然这次科举没有让理学学派意，但是刘基、宋等浙东理学学派想借着这个大好机会成为江南行省主流学术思想。由于刘浩然指定了教材，所以理学在江南行省童学、县学、府学中不占优势，而由于刘浩然放纵，江宁大学、东南大学中除了折衷儒佛、调和朱陆的浙东理学派，还收纳了兼宗陆学的江西理学派、号称朱熹嫡脉的金华理学派、陆学承传地四明理学派，光是理学内部各学派就争得非常激烈，还有传承洛学、关学，偏向强调功利、注重事功的永嘉学派和永康学派以及批判“神学迷信”、以正风俗、息妖妄的东南武进文士谢应芳等其它名士学派，尤其是谢应芳的事情最为世人称奇，刘浩然听到这位当代“无神论”，当即聘请他为东南大学教授，随即又转聘为江宁大学教授，让江南文人实在摸不清这位丞相的“学术爱好”，只知道他“涉猎甚杂”。
于是宋等人把注意放在了这次科举上，他们希望这次科举出的题目能够偏向程朱理学，只要形成惯例，就不愁江南读书人不去专读程朱理学。可是身为主考官地朱升更擅“帝王术”，而且在刘浩然的影响下，慢慢偏向实用主义，他做为刘浩然地老师，也在为学生在“学术”界玩平衡，就是不让程朱理学占主流优势；李习和陶安师徒俩虽然也算是程朱理学一脉，但是跟着刘浩然甚久，早就跟着他一个鼻子出气，以“君忧为重”；叶兑以经济自负，尤精天文、地理、卜书，更彻底的“帝王术学”。所以宋一个人有点“孤军奋战”，原本还想把同门地刘基、叶琛、章溢拉进来当同考官，但是却被刘浩然以军国事急、官职之人不便为考官为由拒绝了。
在这种情况下，刘基和宋有点着急，一旦这次国考考试范围、考题形成惯例，程朱理学再想一统朝野就麻烦了。但是面对这个城府深沉、“独断专行”的主公，刘基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没有开口再劝道。
谈了一会科举和其它事情，冯国用、刘基、杨宪三人看到天色已晚，便起身告辞。刘浩然将三人送到门口时，突然对杨宪说道：“那件事情你要抓紧，尽快派人去江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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