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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此大好形势，破六韩没有浪费时机：他在自行率领主力向南进发的同时，派他的偏将卫可孤率领一支大军向东进发，去围困六镇之一的武川镇，然后又把武川西面的怀朔镇也围了，怀朔就是我们的老家。这两个边镇加上沃野，就囊括了六镇的整个西半翼。
破六韩的这一次分兵，极其类似当年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时，陈胜刚一攻克蕲县，就派符离人葛婴率兵攻取蕲县以东的地方的做法，而破六韩的这一做法也是十分正确的：他以天火燎原的节奏，在各个方向同时给予大魏朝廷不间断的打击，使得他们处处挨打，处处被动，喘不过气来，不能腾出手来布置对起义军的包围圈。
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世界现代史》这门课的老师在讲到俄国十月革命的时候告诉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就曾经说过：“起义军队的军事行动，就是要进攻进攻再进攻，永远要让反动派处于措手不及的状态。”
这句话大意如此，具体表述我记不清了。虽然列宁说这个话的时候已经是二十世纪了，但这种起义战略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历代相通的，因为只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起义军就应当不间断地进攻腐朽没落的统治阶级敌人，使之没有喘息之机，从而不能积聚力量对起义军队进行反扑。
正所谓“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如果该进军的时候没有趁势而进，让反对派有了喘息的机会，很可能就会出现巴黎公社起义那种被法国反动的梯也尔政府调集部队予以镇压的悲剧性结果。
不好意思，作为一名历史专业毕业的女硕士，虽然我现在困在一个七岁女童的身体里，但仍然忍不住抓住一切机会在自言自语中显摆我的渊博学识，这可能就是憋的。再说了，正经女人谁学历史，还念到了硕士。
当然，在十月革命几十年以后，毛爷爷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对列宁的这一战略进行过天才的变通，也就是著名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而
毛爷爷的这一天才战略，就像他其他的一切大手笔一样，都是有深刻的历史和文化的基础的：就比如华夏历史上大规模农民起义的老祖宗——陈胜吴广大起义的时候，陈胜吴广就是在大泽乡起义成功后，第一时间招揽并派遣各路人马分头出击，去攻占秦朝控制的各个城市，煽动原六国遗民起事，从扩大起义影响，形成“天下伐秦”的大好形势的。
而另一方面，秦末农民大起义的最终胜利者，汉高祖刘邦，则采取了不太一样的做法:他在斩白蛇起义后，没有直接就去硬碰秦朝力量强大的城市或者县城，而是先钻进芒砀山打了一段游击，然后看时机到了后，才果断杀回老家沛县举义，成为了沛公。
这事儿我知道的最清楚，因为我爹冒认的渤海老高家的一位先人就是刘邦沛县起义时的部下。
同为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参与者，为什么陈胜敢于一开始就采取很激进的战略，而刘邦就保守的多？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陈胜起事的地域是原楚国核心区域，楚国在战国后期被秦国揍的迁都寿春，就是今天的安徽寿县，而大泽乡在如今的安徽宿州，两地相聚也就是两百多里地。楚人对秦国的亡国之恨怨念最深，因此那里的人民对于秦国的严酷统治有最深切的反感，陈胜在这里自然就能一呼百应。
而反观刘邦一开始起义的芒砀山离原楚国核心区就远了一些，就是沛县也不是楚国中心区域，自然不容易成为首义的发源地。
其二，陈胜吴广起义时，喊的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有九百多戍卒响应起义。而刘邦上芒砀山时，是跟别人说“大家各自逃命去吧，我也要跑了”，只有十几个人跟着他上芒砀山。九百多人就可以攻击大泽乡了，但十几个人打个村子都悬，所以两人的起义原始资本也是天差地别的。
因此，我们老高家先祖参加过的这次正确实践告诉我们：我们做一切事情都要基于现实的条件，不可以生搬硬套，机械照搬，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不然就会碰个头破血流，下场惨淡。
说回破六韩派出的这个卫可孤，他是破六韩最倚重的手下，麾下最是兵强马壮，声势浩大，他对于破六韩可能近似于吴广之于陈胜，所以破六韩才把怀朔和武川这两块难啃的骨头交给他来啃。
而卫可孤军在开始围攻这两个边镇后，为了获取给养，便到周边的村落征集军粮，一些村落不肯服从他们，结果被残忍地屠村，这就激起了这两个边镇中仍然效忠于大魏的兵将们的激烈反抗。
面对如此大好形势，破六韩没有浪费时机：他在自行率领主力向南进发的同时，派他的偏将卫可孤率领一支大军向东进发，去围困六镇之一的武川镇，然后又把武川西面的怀朔镇也围了，怀朔就是我们的老家。这两个边镇加上沃野，就囊括了六镇的整个西半翼。
破六韩的这一次分兵，极其类似当年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时，陈胜刚一攻克蕲县，就派符离人葛婴率兵攻取蕲县以东的地方的做法，而破六韩的这一做法也是十分正确的：他以天火燎原的节奏，在各个方向同时给予大魏朝廷不间断的打击，使得他们处处挨打，处处被动，喘不过气来，不能腾出手来布置对起义军的包围圈。
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世界现代史》这门课的老师在讲到俄国十月革命的时候告诉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就曾经说过：“起义军队的军事行动，就是要进攻进攻再进攻，永远要让反动派处于措手不及的状态。”
这句话大意如此，具体表述我记不清了。虽然列宁说这个话的时候已经是二十世纪了，但这种起义战略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历代相通的，因为只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起义军就应当不间断地进攻腐朽没落的统治阶级敌人，使之没有喘息之机，从而不能积聚力量对起义军队进行反扑。
正所谓“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如果该进军的时候没有趁势而进，让反对派有了喘息的机会，很可能就会出现巴黎公社起义那种被法国反动的梯也尔政府调集部队予以镇压的悲剧性结果。
不好意思，作为一名历史专业毕业的女硕士，虽然我现在困在一个七岁女童的身体里，但仍然忍不住抓住一切机会在自言自语中显摆我的渊博学识，这可能就是憋的。再说了，正经女人谁学历史，还念到了硕士。
当然，在十月革命几十年以后，毛爷爷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对列宁的这一战略进行过天才的变通，也就是著名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而
毛爷爷的这一天才战略，就像他其他的一切大手笔一样，都是有深刻的历史和文化的基础的：就比如华夏历史上大规模农民起义的老祖宗——陈胜吴广大起义的时候，陈胜吴广就是在大泽乡起义成功后，第一时间招揽并派遣各路人马分头出击，去攻占秦朝控制的各个城市，煽动原六国遗民起事，从扩大起义影响，形成“天下伐秦”的大好形势的。
而另一方面，秦末农民大起义的最终胜利者，汉高祖刘邦，则采取了不太一样的做法:他在斩白蛇起义后，没有直接就去硬碰秦朝力量强大的城市或者县城，而是先钻进芒砀山打了一段游击，然后看时机到了后，才果断杀回老家沛县举义，成为了沛公。
这事儿我知道的最清楚，因为我爹冒认的渤海老高家的一位先人就是刘邦沛县起义时的部下。
同为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参与者，为什么陈胜敢于一开始就采取很激进的战略，而刘邦就保守的多？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陈胜起事的地域是原楚国核心区域，楚国在战国后期被秦国揍的迁都寿春，就是今天的安徽寿县，而大泽乡在如今的安徽宿州，两地相聚也就是两百多里地。楚人对秦国的亡国之恨怨念最深，因此那里的人民对于秦国的严酷统治有最深切的反感，陈胜在这里自然就能一呼百应。
而反观刘邦一开始起义的芒砀山离原楚国核心区就远了一些，就是沛县也不是楚国中心区域，自然不容易成为首义的发源地。
其二，陈胜吴广起义时，喊的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有九百多戍卒响应起义。而刘邦上芒砀山时，是跟别人说“大家各自逃命去吧，我也要跑了”，只有十几个人跟着他上芒砀山。九百多人就可以攻击大泽乡了，但十几个人打个村子都悬，所以两人的起义原始资本也是天差地别的。
因此，我们老高家先祖参加过的这次正确实践告诉我们：我们做一切事情都要基于现实的条件，不可以生搬硬套，机械照搬，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不然就会碰个头破血流，下场惨淡。
说回破六韩派出的这个卫可孤，他是破六韩最倚重的手下，麾下最是兵强马壮，声势浩大，他对于破六韩可能近似于吴广之于陈胜，所以破六韩才把怀朔和武川这两块难啃的骨头交给他来啃。
而卫可孤军在开始围攻这两个边镇后，为了获取给养，便到周边的村落征集军粮，一些村落不肯服从他们，结果被残忍地屠村，这就激起了这两个边镇中仍然效忠于大魏的兵将们的激烈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