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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妃的眼光很锐利，只有她一个人看出来，十四阿哥胤祯膺此新命，心里最不舒服的，便是雍亲王胤。
“我就不懂，我哪一点不如第十四的？”他这样对年侧妃说，愤恨之情，溢于言表。
“王爷，”年侧妃悄悄地劝他“何必这么说！万一传到皇上耳朵里，又是件不得了的事！”
“我也只是对你说。只要你不说出去，有谁会知道我说过这话？”
“我当然不会，就怕隔墙有耳。”
“好了，好了，不要说了。”胤有些不耐烦“你明天回家去一趟，问你父亲，亮工怎么好久不给我来信？”
“亮工”是年侧妃的二哥年羹尧的号——年这个姓是独一无二的。他家祖先本姓严，明朝出了个进士叫严富，发榜时不知怎么错严为年，因而严富将错就错，改名为年富。
这年富后来做到辽东的巡按御史，在关外落了籍。子孙是明朝的武官，万历崇祯年间，明军一再败于清兵，到崇祯末年，一败涂地，大都投降了清兵，被改编入旗，称为汉军，年家属于汉军镶黄旗。虽然年羹尧的父亲遐龄，已经官居湖广巡抚，但对亲藩来说，仍是下人。年遐龄父子在胤分府时，为皇帝拨过去服役。所以称为“雍亲王门下”因而胤才用那样的口气对年侧妃说话。
“是！”她恭顺地答说“明天我就告诉我爹。”
于是年遐龄片刻写信给他次子，转告胤的意思。年羹尧接到父亲的信，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年羹尧是康熙三十九年的翰林，放过四川、广东的主考，不过六七年的工夫，便已升到二品的内阁学士，其时年羹尧刚过三十，真可说是少年得志！
当然，一半是他的才具为皇帝所赏识，一半也由于胤的援引。到了康熙四十八年，亦由于胤的进言，年羹尧才放了四川巡抚。这几年川藏边境，变乱迭起，年羹尧亲自领兵征剿，很出了些力，益得皇帝的信任。
及至康熙五十七年策妄阿喇布坦作乱，年羹尧可就无能为力了，因为蒙古西藏的绥服，是皇帝在康熙六十五年亲征的结果，如今西藏复起变乱，当然亦须奏请皇帝亲裁。
这策妄阿喇布坦，是元顺帝之后——明太祖灭元，只能将蒙古人逐至大漠以北。哪知元顺帝有个好子孙，在漠北中兴，蒙古人称统治者为“汗”此人的称号，叫做达延车臣汗。由于这个部落跟明朝的关系很微妙，忽友忽敌，变动不居——大致驯顺则朝贡，不驯则劫掠。而明朝自英宗“土木之变”后，对此部落以安抚为主，因而达延车臣汗的十个儿子中，有四个侵入漠南，繁衍到清朝开国，这四个子孙占内蒙四十九旗的大半。
留守漠北的是达延车臣汗的第八子名叫格埒森札，部下有精兵一万多人，分为七旗由他七个儿子分掌。其中老大、老四、老五最能干，所部最强。他们的称号是札萨克图汗、土谢图汗、车臣汗，统称“漠北三汗”亦可以叫做“喀尔喀三汗”喀尔喀是达延车臣汗为他的部落所定的名称。
“喀尔喀”在瀚海以北，它的西邻，叫做厄鲁特蒙古，明朝称为瓦喇，共分四部，其中有个部落叫准噶尔，地在西藏伊犁。康熙二十几年，准噶尔有个酋长噶尔丹，自立为准噶尔汗，一意扩张，先向西攻入青海，再向南摧毁回部诸国，而其时正好漠北三汗发生内讧，给了噶尔丹一个很好的趁火打劫的机会。
喀尔喀的内讧是，土谢图汗攻札萨克图汗，杀汗夺妄纠纷闹得很大。皇帝特为遣派使者，陪着西藏黄教的达剌喇嘛到喀尔喀去调解，就在这时候噶尔丹亦派人到了喀尔喀。
此人是受命来制造纠纷的，手段很绝，抱着牺牲的决心，激怒了土谢图汗，结果被杀。噶尔丹便以问罪为名，大举入侵。
这是一个外国人的“一言兴邦”此人是个天主教士，叫汤若望，是德国人。早在前明万历末年，即已来华传教。清兵入关，孝庄太后不知以何因缘，信了天主教，她的“教父”就是汤若望。孝庄太后对他言听计从，他对孝庄太后亦是忠心耿耿，知无不言。此时提醒孝庄太后说：“三阿哥出过天花，二阿哥还没有出过。”
出过天花，不会再出，像大行皇帝那样的悲剧，不致重演，所以孝庄太后毫不考虑地选中了皇三子玄烨。皇二子福全，则在康熙六年后被封为裕亲王。皇帝天性笃厚，对这位胞兄是很敬爱的。
一弟是行五的恭亲王常宁，被授为安北大将军。又以皇长子胤为抚远大将军裕亲王的副手；简亲王雅布、信郡王鄂礼为安北大将军恭亲王的副手。这番声势，已足以远震塞外了。
其时噶尔丹已侵入察哈尔东南，与热河接壤的乌珠穆沁部，下一目标自然是科尔沁各旗，所以皇帝命左翼裕亲王出古北口，右翼恭亲王出喜峰口，另调盛京、吉林驻军及科尔沁的蒙古兵助战。出师之日，皇帝御太和殿亲赐裕亲王抚远大将军敕印，遥至东直门，仪节异常隆重。
谁知出师不利，前锋遇挫。噶尔丹领兵渡过辽河支流的西喇木伦河，直逼热河赤峰县境内的乌兰布通地方，距京师不过七百里而已。
福全此时驻军乌兰布通三十里外，两军隔河对阵。噶尔丹的布阵，空前绝后，他用上万的骆驼，缚住四足，卧在地上，驼峰上加木箱，蒙上浇湿了的毡毯，名为“驼城”他的士兵就在木箱之间的空隙中，向隔河的清军开火。
无奈噶尔丹的火铳，不及清军的大炮。从中午轰起，声震天地，日月无光，直到黄昏，噶尔丹的驼城，断成两截。于是福全下令渡河攻击，骑兵步兵，踊跃争先；噶尔丹大败，幸得时已入夜，八月初一没有月亮，才能遁走。
到得第二天，噶尔丹一面请一个西藏喇嘛到军前请和；一面拔营向北，到得西喇木伦河，无船可渡，砍下大树，浮于水面，载浮载沉地到得北岸，连夜狂奔，所过之处尽皆“烧荒”连天黄草，化为灰烬，一场火烧了几百里！
这时，出塞的皇帝，已因病回銮，军前大计，决于福全。他因为他的副手，也是他的胞侄胤，在军中作威作福，胡作主张，处处掣肘。
这个仗打下去是很危险的，所以接纳了噶尔丹求和的请求，命由归绥出兵，负有阻断噶尔丹归路重任的康亲王杰京，不必拦截，以致噶尔丹竟得逃回科布多，但数万精兵已剩下十分之一了。
其时福全已飞奏到京，解释他未能追击噶尔丹的原因，说盛京及科尔沁的援兵来到，噶尔丹则据险以守，所以利用喇嘛济隆，罗縻噶尔丹，等诸军会师，合力再击。
于是皇帝在乾清门召集王公大臣会议，这有个专名叫做“御门”凡有大政事必定举行。太御前会议中，皇帝将福全的奏折发交公议。众口一词地说，裕亲王明知济隆是为噶尔丹来施缓兵之计，居然会听他的，是坐失军机。因此，皇帝降严旨责备。不过，他也知道皇长子胤犯了许多过失，留在军前，以防偾事，所以同时将胤召回。
福全当然要找济隆说话。结果特遣侍卫，由济隆带着去问罪。噶尔丹在佛前设誓悔罪，另外备了奏章与誓书到军前正式乞降。
奏报到京，皇帝准如所请。不过，降旨告诫：噶尔丹狡诈百出，我一撤兵，他一定会背盟，所以仍应戒备。而福全却以军粮将尽，意料噶尔丹已经出边远遁，不妨撤兵回京。
这一下又大失皇帝的本意，虽准他撤兵，却以“擅率大军内徙”的罪名，等他回京之后，还要议罪。及至福全到京，皇帝不准他进城，留在朝阳门外听勘。上谕申引以前的故事，有好些近交亲贵，曾因“不遵旨行事，皆取口供，今应用其例”
这时的皇帝实在很为难，自三藩之乱平服，十年来，当初出力的功臣，如今都已爬到极高的位置，只要有一个心里不服，发几句牢骚，都会引起很大的影响。福全虽为皇兄，而此番所犯的过失，却必须在军言军，以军法从事；倘或置而不问，无以服从，就会严重地打击士气。
更有一件为难之事是，如果追究福全的责任，必然要拖出胤来。事实上福全所以不敢深入穷追，就为的有胤在，怕他乱发命令，擅作威福，万一极塞穷追之地，激出兵变，那就是死不足赎的大罪。所以论起来，胤要负的责任，重于福全。而况他的人缘不好，如果听取将领的证言，对胤必然不利。然则到了那时候，怎么处置皇长子？
皇帝自然有舐犊之情，但保全儿子，还得令人心服。想来想去，想得一条苦肉计，在御门时，疾言厉色地告诫胤：“裕亲王是你的伯父，如果你的口供跟裕亲王有异同，我一定先拿你正法！”
这话的意思谁都听得出来，是不准胤在口供中攻击裕亲王福全，抑子尊兄，情意挚厚。福全本想将胤在军中的种种过失，尽量抖露，听得皇帝这么说法，感动得痛哭流涕。
“皇上这么维护我，我还有什么话说？”福全将所有的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不提胤一个字。
于是王公大臣会议，奏请削裕亲王的爵，皇帝以击败噶尔丹立功，降旨从轻处分，罢议后，罚俸三年，撤减护卫。
噶尔丹在乌兰布通一役中，倒霉是倒霉！损兵折将以外，还落得个妻离子散的结果。
当然，这是他自取之咎，噶尔丹之能成为准噶尔汗，是兄终弟及，继承了胞兄僧格的大位。僧格有两个儿子，一个叫策妄阿喇布坦，一个叫索诺木喇布坦。策妄阿喇布坦所聘的妻子，与噶尔丹的妻子阿努是姐妹，这就是说，侄媳是小姨，而叔侄做了连襟。噶尔丹就像当年多尔衮纳肃亲王豪格的福晋那样，竟夺侄媳为妾，而且还杀了另一个胞侄索诺木喇布坦。
于是，策妄阿喇布坦领兵二千，趁夜逃走。既有夺妻杀弟之恨，自然要得之而甘心，及见噶尔丹来侵，抓住绝好的机会，当他兵止乌兰布通，在布设“驼城”时，策妄阿喇布坦攻入库伦，掳掠了噶尔丹的子女玉帛牛羊，回到他原来所定居的吐鲁番，于是以婶母而兼大姐的阿努，成了策妄阿喇布坦的新宠。
叔侄的仇怨愈结愈深，恰好给了皇帝一个机会——皇帝英明过人，料定噶尔丹决不会就此洗心革面，安居在喀尔喀这片广大但寒苦的地区，所以在康熙三十年一面亲自出塞，调解土谢图汗与札萨克图汗的纠纷，并安抚内蒙四十九旗。一面派傅读学生达虎出嘉峪关到吐鲁番，颁赏策妄阿喇布坦。收服了他，即可以侦察到喀尔喀那面的情况，又可以牵制噶尔丹，给他留下一个后顾之忧，使他不敢蠢动。
但噶尔丹急于想打破困境，而手段不高。在康熙三十一年，竟在哈密杀了朝廷第二次派往吐鲁番的专使马迪。同时一再上书，要求将喀尔喀的七旗，遣回故土。皇帝当然不会准许，只是敷衍着。
噶尔丹忍不住了。勾结了第五世达赖喇嘛的一个行政官桑结，在内蒙四十九旗中，策动叛变。皇帝得到内蒙的密报，将计就计，命四十九旗伪意允许噶尔丹，当他内犯时作内应。噶尔丹信以为真，到了康熙三十四年，居然又兴兵了。
于是第二年正月，皇帝第二次下诏亲征。这次没有派大将军，亲率八旗劲旅出独石口，居中路；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东三省兵出东路，阻他的攻势；以归化城将军费扬古，甘肃提督张思克率陕甘两省兵由宁夏出西路，截他的归途。
这时朝廷的武力又非昔比，因为乌兰布通一役，证明大炮确为制胜的利器，所以在四年前便专立一个火器营，拥有好几尊大炮。噶尔丹最畏忌的便是这个营。得到亲征的警报，惟有向“罗刹”乞援，而俄国刚与中国订立尼布楚条约，定界保和，自然不便援助中国要讨伐的叛逆。这一来噶尔丹便只有硬拼了。
三月间出了独石口，由于沙碛松软，无法用大车拉炮，只好留在后方，只好用马与骆驼载着小型的子母炮随行。四月间，快逼近敌境了；可是东路军未到，西路军由于噶尔丹当地烧荒的彻底，水草不长，大军迂道而行，偏又连朝遇雨，人困马乏，未曾交锋，便已成了强弩之末。
勉强走到一条土拉河边，距离库伦还有五六百里的途程，费扬古迫不得已，上奏请求暂缓进军。东师未至，西师疲惫，而中路孤军深入，却如自投罗网；因此随扈的老臣，文华殿大学士伊桑河进大帐力谏，请皇帝回銮。
皇帝疾言厉色地拒绝，他说：“我祭告天地宗庙出征，不见敌而回师，何颜以对天下？而且大军一退，噶尔丹就可以尽全力对付西路；西路军怎么挡得住？”
不但口头拒绝，而且有果敢的行军。皇帝下令直指克鲁伦河。这条河自东向西，极其宽阔，是蒙古境内第一条大河。噶尔丹就扎营在北岸，所以御驾一到，便是正面相敌决生死的时候了。
在视察过前线之后，皇帝召集御前会议，商量进取方略。文臣武将，各抒所见，归纳起来共有三个办法：一个是等西路师到，并力进攻；一个出其不意，派精锐突袭；一个是遣使告诉噶尔丹，御驾亲征，敌人为先声所夺，必致惊疑动摇，然后挥大军进击，则事半而功倍。
皇帝深知噶尔丹一听说亲征，便有畏惧之心；如果让他亲眼看到御驾，必然更为恐慌。而且出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亦更威风，所以决定接纳最后一策。
于是遣派使者，由一名俘虏带着渡过克鲁伦河去通知。噶尔丹不信，亲自登上一座高山，遥望南岸，但见黄龙火纛，迎风飘拂，御营之外战车环列；再外面又有一道防飞篁的网域。旌旗耀目，刀甲鲜明，军容极壮！噶尔丹大惊失色，下得山来，时已入暮，下令连夜拔营悄悄遁走。
第二天一早，斥堠来报，北岸空空，半个营帐都找不到了。这倒使得皇帝深感意外，本以为他会拒河而守，谁知望风披靡，是这等无用。
因此，皇帝留一部分兵军搜索断河，自己亲率前锋渡河追击大军，千乘万骑，自然不及噶尔丹的轻骑来得快。追了三天，看看追不上了，皇帝方始回军。其时为五月十二日。
第二天，费... -->>
宜妃的眼光很锐利，只有她一个人看出来，十四阿哥胤祯膺此新命，心里最不舒服的，便是雍亲王胤。
“我就不懂，我哪一点不如第十四的？”他这样对年侧妃说，愤恨之情，溢于言表。
“王爷，”年侧妃悄悄地劝他“何必这么说！万一传到皇上耳朵里，又是件不得了的事！”
“我也只是对你说。只要你不说出去，有谁会知道我说过这话？”
“我当然不会，就怕隔墙有耳。”
“好了，好了，不要说了。”胤有些不耐烦“你明天回家去一趟，问你父亲，亮工怎么好久不给我来信？”
“亮工”是年侧妃的二哥年羹尧的号——年这个姓是独一无二的。他家祖先本姓严，明朝出了个进士叫严富，发榜时不知怎么错严为年，因而严富将错就错，改名为年富。
这年富后来做到辽东的巡按御史，在关外落了籍。子孙是明朝的武官，万历崇祯年间，明军一再败于清兵，到崇祯末年，一败涂地，大都投降了清兵，被改编入旗，称为汉军，年家属于汉军镶黄旗。虽然年羹尧的父亲遐龄，已经官居湖广巡抚，但对亲藩来说，仍是下人。年遐龄父子在胤分府时，为皇帝拨过去服役。所以称为“雍亲王门下”因而胤才用那样的口气对年侧妃说话。
“是！”她恭顺地答说“明天我就告诉我爹。”
于是年遐龄片刻写信给他次子，转告胤的意思。年羹尧接到父亲的信，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年羹尧是康熙三十九年的翰林，放过四川、广东的主考，不过六七年的工夫，便已升到二品的内阁学士，其时年羹尧刚过三十，真可说是少年得志！
当然，一半是他的才具为皇帝所赏识，一半也由于胤的援引。到了康熙四十八年，亦由于胤的进言，年羹尧才放了四川巡抚。这几年川藏边境，变乱迭起，年羹尧亲自领兵征剿，很出了些力，益得皇帝的信任。
及至康熙五十七年策妄阿喇布坦作乱，年羹尧可就无能为力了，因为蒙古西藏的绥服，是皇帝在康熙六十五年亲征的结果，如今西藏复起变乱，当然亦须奏请皇帝亲裁。
这策妄阿喇布坦，是元顺帝之后——明太祖灭元，只能将蒙古人逐至大漠以北。哪知元顺帝有个好子孙，在漠北中兴，蒙古人称统治者为“汗”此人的称号，叫做达延车臣汗。由于这个部落跟明朝的关系很微妙，忽友忽敌，变动不居——大致驯顺则朝贡，不驯则劫掠。而明朝自英宗“土木之变”后，对此部落以安抚为主，因而达延车臣汗的十个儿子中，有四个侵入漠南，繁衍到清朝开国，这四个子孙占内蒙四十九旗的大半。
留守漠北的是达延车臣汗的第八子名叫格埒森札，部下有精兵一万多人，分为七旗由他七个儿子分掌。其中老大、老四、老五最能干，所部最强。他们的称号是札萨克图汗、土谢图汗、车臣汗，统称“漠北三汗”亦可以叫做“喀尔喀三汗”喀尔喀是达延车臣汗为他的部落所定的名称。
“喀尔喀”在瀚海以北，它的西邻，叫做厄鲁特蒙古，明朝称为瓦喇，共分四部，其中有个部落叫准噶尔，地在西藏伊犁。康熙二十几年，准噶尔有个酋长噶尔丹，自立为准噶尔汗，一意扩张，先向西攻入青海，再向南摧毁回部诸国，而其时正好漠北三汗发生内讧，给了噶尔丹一个很好的趁火打劫的机会。
喀尔喀的内讧是，土谢图汗攻札萨克图汗，杀汗夺妄纠纷闹得很大。皇帝特为遣派使者，陪着西藏黄教的达剌喇嘛到喀尔喀去调解，就在这时候噶尔丹亦派人到了喀尔喀。
此人是受命来制造纠纷的，手段很绝，抱着牺牲的决心，激怒了土谢图汗，结果被杀。噶尔丹便以问罪为名，大举入侵。
这是一个外国人的“一言兴邦”此人是个天主教士，叫汤若望，是德国人。早在前明万历末年，即已来华传教。清兵入关，孝庄太后不知以何因缘，信了天主教，她的“教父”就是汤若望。孝庄太后对他言听计从，他对孝庄太后亦是忠心耿耿，知无不言。此时提醒孝庄太后说：“三阿哥出过天花，二阿哥还没有出过。”
出过天花，不会再出，像大行皇帝那样的悲剧，不致重演，所以孝庄太后毫不考虑地选中了皇三子玄烨。皇二子福全，则在康熙六年后被封为裕亲王。皇帝天性笃厚，对这位胞兄是很敬爱的。
一弟是行五的恭亲王常宁，被授为安北大将军。又以皇长子胤为抚远大将军裕亲王的副手；简亲王雅布、信郡王鄂礼为安北大将军恭亲王的副手。这番声势，已足以远震塞外了。
其时噶尔丹已侵入察哈尔东南，与热河接壤的乌珠穆沁部，下一目标自然是科尔沁各旗，所以皇帝命左翼裕亲王出古北口，右翼恭亲王出喜峰口，另调盛京、吉林驻军及科尔沁的蒙古兵助战。出师之日，皇帝御太和殿亲赐裕亲王抚远大将军敕印，遥至东直门，仪节异常隆重。
谁知出师不利，前锋遇挫。噶尔丹领兵渡过辽河支流的西喇木伦河，直逼热河赤峰县境内的乌兰布通地方，距京师不过七百里而已。
福全此时驻军乌兰布通三十里外，两军隔河对阵。噶尔丹的布阵，空前绝后，他用上万的骆驼，缚住四足，卧在地上，驼峰上加木箱，蒙上浇湿了的毡毯，名为“驼城”他的士兵就在木箱之间的空隙中，向隔河的清军开火。
无奈噶尔丹的火铳，不及清军的大炮。从中午轰起，声震天地，日月无光，直到黄昏，噶尔丹的驼城，断成两截。于是福全下令渡河攻击，骑兵步兵，踊跃争先；噶尔丹大败，幸得时已入夜，八月初一没有月亮，才能遁走。
到得第二天，噶尔丹一面请一个西藏喇嘛到军前请和；一面拔营向北，到得西喇木伦河，无船可渡，砍下大树，浮于水面，载浮载沉地到得北岸，连夜狂奔，所过之处尽皆“烧荒”连天黄草，化为灰烬，一场火烧了几百里！
这时，出塞的皇帝，已因病回銮，军前大计，决于福全。他因为他的副手，也是他的胞侄胤，在军中作威作福，胡作主张，处处掣肘。
这个仗打下去是很危险的，所以接纳了噶尔丹求和的请求，命由归绥出兵，负有阻断噶尔丹归路重任的康亲王杰京，不必拦截，以致噶尔丹竟得逃回科布多，但数万精兵已剩下十分之一了。
其时福全已飞奏到京，解释他未能追击噶尔丹的原因，说盛京及科尔沁的援兵来到，噶尔丹则据险以守，所以利用喇嘛济隆，罗縻噶尔丹，等诸军会师，合力再击。
于是皇帝在乾清门召集王公大臣会议，这有个专名叫做“御门”凡有大政事必定举行。太御前会议中，皇帝将福全的奏折发交公议。众口一词地说，裕亲王明知济隆是为噶尔丹来施缓兵之计，居然会听他的，是坐失军机。因此，皇帝降严旨责备。不过，他也知道皇长子胤犯了许多过失，留在军前，以防偾事，所以同时将胤召回。
福全当然要找济隆说话。结果特遣侍卫，由济隆带着去问罪。噶尔丹在佛前设誓悔罪，另外备了奏章与誓书到军前正式乞降。
奏报到京，皇帝准如所请。不过，降旨告诫：噶尔丹狡诈百出，我一撤兵，他一定会背盟，所以仍应戒备。而福全却以军粮将尽，意料噶尔丹已经出边远遁，不妨撤兵回京。
这一下又大失皇帝的本意，虽准他撤兵，却以“擅率大军内徙”的罪名，等他回京之后，还要议罪。及至福全到京，皇帝不准他进城，留在朝阳门外听勘。上谕申引以前的故事，有好些近交亲贵，曾因“不遵旨行事，皆取口供，今应用其例”
这时的皇帝实在很为难，自三藩之乱平服，十年来，当初出力的功臣，如今都已爬到极高的位置，只要有一个心里不服，发几句牢骚，都会引起很大的影响。福全虽为皇兄，而此番所犯的过失，却必须在军言军，以军法从事；倘或置而不问，无以服从，就会严重地打击士气。
更有一件为难之事是，如果追究福全的责任，必然要拖出胤来。事实上福全所以不敢深入穷追，就为的有胤在，怕他乱发命令，擅作威福，万一极塞穷追之地，激出兵变，那就是死不足赎的大罪。所以论起来，胤要负的责任，重于福全。而况他的人缘不好，如果听取将领的证言，对胤必然不利。然则到了那时候，怎么处置皇长子？
皇帝自然有舐犊之情，但保全儿子，还得令人心服。想来想去，想得一条苦肉计，在御门时，疾言厉色地告诫胤：“裕亲王是你的伯父，如果你的口供跟裕亲王有异同，我一定先拿你正法！”
这话的意思谁都听得出来，是不准胤在口供中攻击裕亲王福全，抑子尊兄，情意挚厚。福全本想将胤在军中的种种过失，尽量抖露，听得皇帝这么说法，感动得痛哭流涕。
“皇上这么维护我，我还有什么话说？”福全将所有的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不提胤一个字。
于是王公大臣会议，奏请削裕亲王的爵，皇帝以击败噶尔丹立功，降旨从轻处分，罢议后，罚俸三年，撤减护卫。
噶尔丹在乌兰布通一役中，倒霉是倒霉！损兵折将以外，还落得个妻离子散的结果。
当然，这是他自取之咎，噶尔丹之能成为准噶尔汗，是兄终弟及，继承了胞兄僧格的大位。僧格有两个儿子，一个叫策妄阿喇布坦，一个叫索诺木喇布坦。策妄阿喇布坦所聘的妻子，与噶尔丹的妻子阿努是姐妹，这就是说，侄媳是小姨，而叔侄做了连襟。噶尔丹就像当年多尔衮纳肃亲王豪格的福晋那样，竟夺侄媳为妾，而且还杀了另一个胞侄索诺木喇布坦。
于是，策妄阿喇布坦领兵二千，趁夜逃走。既有夺妻杀弟之恨，自然要得之而甘心，及见噶尔丹来侵，抓住绝好的机会，当他兵止乌兰布通，在布设“驼城”时，策妄阿喇布坦攻入库伦，掳掠了噶尔丹的子女玉帛牛羊，回到他原来所定居的吐鲁番，于是以婶母而兼大姐的阿努，成了策妄阿喇布坦的新宠。
叔侄的仇怨愈结愈深，恰好给了皇帝一个机会——皇帝英明过人，料定噶尔丹决不会就此洗心革面，安居在喀尔喀这片广大但寒苦的地区，所以在康熙三十年一面亲自出塞，调解土谢图汗与札萨克图汗的纠纷，并安抚内蒙四十九旗。一面派傅读学生达虎出嘉峪关到吐鲁番，颁赏策妄阿喇布坦。收服了他，即可以侦察到喀尔喀那面的情况，又可以牵制噶尔丹，给他留下一个后顾之忧，使他不敢蠢动。
但噶尔丹急于想打破困境，而手段不高。在康熙三十一年，竟在哈密杀了朝廷第二次派往吐鲁番的专使马迪。同时一再上书，要求将喀尔喀的七旗，遣回故土。皇帝当然不会准许，只是敷衍着。
噶尔丹忍不住了。勾结了第五世达赖喇嘛的一个行政官桑结，在内蒙四十九旗中，策动叛变。皇帝得到内蒙的密报，将计就计，命四十九旗伪意允许噶尔丹，当他内犯时作内应。噶尔丹信以为真，到了康熙三十四年，居然又兴兵了。
于是第二年正月，皇帝第二次下诏亲征。这次没有派大将军，亲率八旗劲旅出独石口，居中路；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东三省兵出东路，阻他的攻势；以归化城将军费扬古，甘肃提督张思克率陕甘两省兵由宁夏出西路，截他的归途。
这时朝廷的武力又非昔比，因为乌兰布通一役，证明大炮确为制胜的利器，所以在四年前便专立一个火器营，拥有好几尊大炮。噶尔丹最畏忌的便是这个营。得到亲征的警报，惟有向“罗刹”乞援，而俄国刚与中国订立尼布楚条约，定界保和，自然不便援助中国要讨伐的叛逆。这一来噶尔丹便只有硬拼了。
三月间出了独石口，由于沙碛松软，无法用大车拉炮，只好留在后方，只好用马与骆驼载着小型的子母炮随行。四月间，快逼近敌境了；可是东路军未到，西路军由于噶尔丹当地烧荒的彻底，水草不长，大军迂道而行，偏又连朝遇雨，人困马乏，未曾交锋，便已成了强弩之末。
勉强走到一条土拉河边，距离库伦还有五六百里的途程，费扬古迫不得已，上奏请求暂缓进军。东师未至，西师疲惫，而中路孤军深入，却如自投罗网；因此随扈的老臣，文华殿大学士伊桑河进大帐力谏，请皇帝回銮。
皇帝疾言厉色地拒绝，他说：“我祭告天地宗庙出征，不见敌而回师，何颜以对天下？而且大军一退，噶尔丹就可以尽全力对付西路；西路军怎么挡得住？”
不但口头拒绝，而且有果敢的行军。皇帝下令直指克鲁伦河。这条河自东向西，极其宽阔，是蒙古境内第一条大河。噶尔丹就扎营在北岸，所以御驾一到，便是正面相敌决生死的时候了。
在视察过前线之后，皇帝召集御前会议，商量进取方略。文臣武将，各抒所见，归纳起来共有三个办法：一个是等西路师到，并力进攻；一个出其不意，派精锐突袭；一个是遣使告诉噶尔丹，御驾亲征，敌人为先声所夺，必致惊疑动摇，然后挥大军进击，则事半而功倍。
皇帝深知噶尔丹一听说亲征，便有畏惧之心；如果让他亲眼看到御驾，必然更为恐慌。而且出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亦更威风，所以决定接纳最后一策。
于是遣派使者，由一名俘虏带着渡过克鲁伦河去通知。噶尔丹不信，亲自登上一座高山，遥望南岸，但见黄龙火纛，迎风飘拂，御营之外战车环列；再外面又有一道防飞篁的网域。旌旗耀目，刀甲鲜明，军容极壮！噶尔丹大惊失色，下得山来，时已入暮，下令连夜拔营悄悄遁走。
第二天一早，斥堠来报，北岸空空，半个营帐都找不到了。这倒使得皇帝深感意外，本以为他会拒河而守，谁知望风披靡，是这等无用。
因此，皇帝留一部分兵军搜索断河，自己亲率前锋渡河追击大军，千乘万骑，自然不及噶尔丹的轻骑来得快。追了三天，看看追不上了，皇帝方始回军。其时为五月十二日。
第二天，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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