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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七一章“掌柜，有没有易经？”
刘达飙的锄奸队和一区的广大群众在县委的领导下，给那些汉奸特务们张开了一张无形的大网。
那些维持村的情报员、秘密坐探、干探、自卫团，还有专门搞情报的伪青年团等特务汉奸组织陆续浮出水面，纷纷打探情报，传递情报，其实他们也都在为自己交差，生怕鬼子怪罪下来。
他们一露出尾巴就被我布置在各村的锄奸队、民兵捉拿，送往根据地进行审讯。
最后还是没有见到闫史孩和姜永福，还有大汉奸刘河吉的踪迹。
他们没敢露面是因为他们也猜到了刘达飙的用意，他们的神经很敏感，做贼心虚，事情是他们做的，他们就会想到是不是刘达飙在给他们设套。
当有一个人已经找到了他们的踪迹，那就是阎玉楼，他通过了老顶山炮楼里的两个伪军得知了他们的下落，大汉奸刘何吉不是在老顶山，就是在北石槽，闫史孩和姜永福就藏在北石槽，每天抽大烟抱女人，吃喝玩乐都是刘河吉供应，其实花都是日本人的。
阎玉楼将调查到的情况汇报给了刘达飙，于一天深夜他们锄奸团在阎玉楼的带领下潜入北石槽，在一个二层小楼上将正在酣睡的闫史孩和姜永福擒获。
经审讯，得知刘何吉在老顶山，三天后，阎玉楼通过那两个伪军摸清了刘何吉的住处，结果锄奸队去了，没有找到刘何吉。
后来才知道刘何吉那几天，每天变换地方，得知闫史孩和姜永福被抓，他更是如同惊弓之鸟，藏在了长治城里一个相好家，躲过了这一次。
经过接近十天的奔波，锄奸队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擒获了敌人的汉奸特务三十多人，除刚刚加入和没有大的血案的，通过教育和担保，放了出去，罪大恶极的在辛村进行公审后处决。
几天后，被抓走的秦秋文和杨扑二位同志顺利越狱。县委召开会议通报表扬了二位同志在敌人的刑具下不屈不挠，没透漏给敌人一个字，严守了党的机密，并且坚守希望，共同向往着生存的明天，成功越狱，在恶劣的环境下始终忠诚党的高尚气节。
二区区委书记吴树修，在平顺白家庄开完会议后，没有直接回区上，他和区长郭连保碰碰头交换了一下意见，就径直朝县城奔来，因为他要来县城书店搞一些进步书籍回去。
日寇二次占领县城后，固村学校被迫停课。去年学校开学，在日伪控制下，安排他们的教师教学。
其一有教材“三民主义”，这是国民党顽固机构办的名为“三民主义”，实为封建法西斯教育，也叫“特种教育”。
其二有教材“大和魂”，是日本人的“奴化教育”，强迫儿童学日语，鼓吹日本繁荣，“大和魂”伟大，推崇“三纲五常”，企图让中国儿童变为“忠顺良民”。
其三就是我党的“革命教育”，上级在“一切为了抗日，抗日高于一切”的大前提下，各村秘密党组织克服困难，坚持让儿童学习革命知识，并与站岗、放哨、查路条、识字、唱歌、送鸡毛信、教学、抗战、生产自救、社会政治活动相结合。
在临近敌占区，日寇封锁我们的教材，抓捕我们的教师，被迫“革命教育”无法开展。为了针锋相对地跟敌人斗争，建立固村这个中心镇的学校根据地，上级要求必须开展革命教育，不能让广大儿童被日寇奴化被顽固派腐蚀。决定实行“两面教育”，即表面上为应付敌人，使用日伪课本，实际使用我抗日县府编印的教材。
县城新华书店是我地下党员张全忠的总经理，也是我党的秘密联络点。开初他是跟雷振华（固村人）一起在壶关县抗日救国合作社工作的，雷振华任经理。
雷振华调太行山第五行政区抗日救国会总会合作社担任主任后，张全忠成为壶关县抗日救国合作社负责人。十二月事变后，为了我党的地下工作能够顺利进行，他到县城新华书店任掌柜，成为我党的县城地下联络站负责人。
张全忠外号小驴则，他是1938年在固村县工委书记戴苏理手里入党的，担任固村党支部组织委员兼宣传委员，他在家排行老五，有四个姐姐，家庭较富裕，幼时聪明好学，写的一手好字，学识过人，少年怀志，常和村里郭连保、吴树修等伙伴畅谈革命理想，苦求救国之道，打击盐霸。
入党后，经常亲手写上标语在县城、店上、固村张贴，宣传救国理念，也经常遭到特务、反动派的暗杀、毒打，被伙伴郭连保背回家里，1939年，凭借丰盈的家底，在党组织的建议下，自筹资金在县城和店上开了书店，取名“新华书店”，以书店做掩护，为我党的地下工作传递情报。
这次吴树修就是遵照党的指示上他那里秘密领取我抗日县府编写的教材的。自十二月事变后，他们就一直没有见面，兄弟之情油然而生。
张全忠早已接到组织的指示，通过上级组织运来了革命书籍准备陆续送到根据地学校和各村有组织的儿童团和武委会、妇救会手里。
多时不见的吴树修看上去很焦脆，走路还是一撅一撅的，张全忠问他是怎了，是不是有病了，吴树修道：“事变后在牛居山里，一住就是一年多，没想到窑洞潮湿，落下了个浑身痒痒生疮害疙瘩的毛病，啥也能干，就是浑身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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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七一章“掌柜，有没有易经？”
刘达飙的锄奸队和一区的广大群众在县委的领导下，给那些汉奸特务们张开了一张无形的大网。
那些维持村的情报员、秘密坐探、干探、自卫团，还有专门搞情报的伪青年团等特务汉奸组织陆续浮出水面，纷纷打探情报，传递情报，其实他们也都在为自己交差，生怕鬼子怪罪下来。
他们一露出尾巴就被我布置在各村的锄奸队、民兵捉拿，送往根据地进行审讯。
最后还是没有见到闫史孩和姜永福，还有大汉奸刘河吉的踪迹。
他们没敢露面是因为他们也猜到了刘达飙的用意，他们的神经很敏感，做贼心虚，事情是他们做的，他们就会想到是不是刘达飙在给他们设套。
当有一个人已经找到了他们的踪迹，那就是阎玉楼，他通过了老顶山炮楼里的两个伪军得知了他们的下落，大汉奸刘何吉不是在老顶山，就是在北石槽，闫史孩和姜永福就藏在北石槽，每天抽大烟抱女人，吃喝玩乐都是刘河吉供应，其实花都是日本人的。
阎玉楼将调查到的情况汇报给了刘达飙，于一天深夜他们锄奸团在阎玉楼的带领下潜入北石槽，在一个二层小楼上将正在酣睡的闫史孩和姜永福擒获。
经审讯，得知刘何吉在老顶山，三天后，阎玉楼通过那两个伪军摸清了刘何吉的住处，结果锄奸队去了，没有找到刘何吉。
后来才知道刘何吉那几天，每天变换地方，得知闫史孩和姜永福被抓，他更是如同惊弓之鸟，藏在了长治城里一个相好家，躲过了这一次。
经过接近十天的奔波，锄奸队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擒获了敌人的汉奸特务三十多人，除刚刚加入和没有大的血案的，通过教育和担保，放了出去，罪大恶极的在辛村进行公审后处决。
几天后，被抓走的秦秋文和杨扑二位同志顺利越狱。县委召开会议通报表扬了二位同志在敌人的刑具下不屈不挠，没透漏给敌人一个字，严守了党的机密，并且坚守希望，共同向往着生存的明天，成功越狱，在恶劣的环境下始终忠诚党的高尚气节。
二区区委书记吴树修，在平顺白家庄开完会议后，没有直接回区上，他和区长郭连保碰碰头交换了一下意见，就径直朝县城奔来，因为他要来县城书店搞一些进步书籍回去。
日寇二次占领县城后，固村学校被迫停课。去年学校开学，在日伪控制下，安排他们的教师教学。
其一有教材“三民主义”，这是国民党顽固机构办的名为“三民主义”，实为封建法西斯教育，也叫“特种教育”。
其二有教材“大和魂”，是日本人的“奴化教育”，强迫儿童学日语，鼓吹日本繁荣，“大和魂”伟大，推崇“三纲五常”，企图让中国儿童变为“忠顺良民”。
其三就是我党的“革命教育”，上级在“一切为了抗日，抗日高于一切”的大前提下，各村秘密党组织克服困难，坚持让儿童学习革命知识，并与站岗、放哨、查路条、识字、唱歌、送鸡毛信、教学、抗战、生产自救、社会政治活动相结合。
在临近敌占区，日寇封锁我们的教材，抓捕我们的教师，被迫“革命教育”无法开展。为了针锋相对地跟敌人斗争，建立固村这个中心镇的学校根据地，上级要求必须开展革命教育，不能让广大儿童被日寇奴化被顽固派腐蚀。决定实行“两面教育”，即表面上为应付敌人，使用日伪课本，实际使用我抗日县府编印的教材。
县城新华书店是我地下党员张全忠的总经理，也是我党的秘密联络点。开初他是跟雷振华（固村人）一起在壶关县抗日救国合作社工作的，雷振华任经理。
雷振华调太行山第五行政区抗日救国会总会合作社担任主任后，张全忠成为壶关县抗日救国合作社负责人。十二月事变后，为了我党的地下工作能够顺利进行，他到县城新华书店任掌柜，成为我党的县城地下联络站负责人。
张全忠外号小驴则，他是1938年在固村县工委书记戴苏理手里入党的，担任固村党支部组织委员兼宣传委员，他在家排行老五，有四个姐姐，家庭较富裕，幼时聪明好学，写的一手好字，学识过人，少年怀志，常和村里郭连保、吴树修等伙伴畅谈革命理想，苦求救国之道，打击盐霸。
入党后，经常亲手写上标语在县城、店上、固村张贴，宣传救国理念，也经常遭到特务、反动派的暗杀、毒打，被伙伴郭连保背回家里，1939年，凭借丰盈的家底，在党组织的建议下，自筹资金在县城和店上开了书店，取名“新华书店”，以书店做掩护，为我党的地下工作传递情报。
这次吴树修就是遵照党的指示上他那里秘密领取我抗日县府编写的教材的。自十二月事变后，他们就一直没有见面，兄弟之情油然而生。
张全忠早已接到组织的指示，通过上级组织运来了革命书籍准备陆续送到根据地学校和各村有组织的儿童团和武委会、妇救会手里。
多时不见的吴树修看上去很焦脆，走路还是一撅一撅的，张全忠问他是怎了，是不是有病了，吴树修道：“事变后在牛居山里，一住就是一年多，没想到窑洞潮湿，落下了个浑身痒痒生疮害疙瘩的毛病，啥也能干，就是浑身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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