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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〇七章娶房姨太太跟纳妾真没有两样
虞后稷这任县长跟先前几任不一样。
他之所以没有像赤岗那样带兵去打仗，是阎省长看他是同乡才委以他地方重任的，虽然没有交代他怎么干，但是他从民国以来频频更换的县长中却看出一些弊端来，那就是各任县长没有维护好地方那些绅士派。弄得百姓聚众闹事，那些绅士派和大户们在一边看笑话。百姓闹事能闹到县府门口，使堂堂一县之长束手无策。
不过虞后稷担任这任县长正是遇到了阎省长的“村本政治”，实行“豪强村长”的选举和委任，也迫使县长们自然而然地靠拢了那些地方绅士和地主大户。不但如此，各村还围绕着村长组建“民团”为其保驾护航。
想当年“干草会”的几个头领虽然像太原起义那样是为了推翻大清让大清之官员接受新委，光复壶关，建立民国。可是到头来他们却为其献身，头颅着地，那些被干草会火烧的绅士反而被委其重任，他们摇身一变，脱去了顶戴顶戴兰衫、朝靴捕服，换上了长裙短褂和礼貌，开始把持县府朝政，县府还抚恤被烧之家，发给仓补。这些举动主要还是给那些地方绅士撑腰，只是后任县长没有悟透都督之用意。
虞后稷是个明智之人，他已经接受了在担任新军统制时期带头革命剪辫子的唐突冒失之举，弄得后来受到降级的处分。
这次投奔山西革命党，是听同僚告诉他都督是一个性情中人，愿意将重任委以同乡以示忠诚，果然如此。因此他在上任前尤其慎重，多方问询，采纳意见，做到洞察一切，尽可能理解上面的内在意义，力争做到不失省长所望。
警务局长王作丰已经经历了三任县长，第一任县长应该是个过度时期，在第一任县长手里惩治了干草会的几个头头，还了地方绅士贾厚财、秦虞侯等被干草会焚烧房产的几户一个“公道”；第二任县长没有按时完成上面派下来的税赋任务；第三任就是虞后稷的前任，是由于干草会的死灰复燃，上万百姓发生的闹粮事件，百姓聚集在城门口逼迫县长亲自发出减免税赋之诏令。
通过第三任时期，干草会的闹粮事件反映出来，县城北面的百姓没有接到鸡毛传贴，是因为北面大多数村都完成了赋税任务，正因为北面能够顺利完成赋税任务，关键是王作丰、秦虞侯、刘福禄大户等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县城北面的秦虞侯是大清的附生，其堂弟秦友之是晋军保安总队司令，秦虞侯在县城开设有银号、钱庄、店行、当铺等生意，号称县城之“北党”；南面的贾厚财是清朝拔贡出生，是全县绅派代表人物，曾任县高级教员，有雄厚的实业，有店铺、店行、钱庄等生意，号称县城之“北党”，在大清都有“皇帝”之称号。
除了“秦”、“贾”二皇帝，还有南北两大“天王”。即是城南的王弼臣，城北的平之其。他们也是前清的拔贡秀才。号称南北两大“天王”。
在大清的时候，历任县令到任都要先拜访秦、贾、平、王这四大天王，他们抄袭了封建王朝的公、侯、伯、子、男，在乡、镇、里、庄布满了喽啰爪牙，上至县长、乡长，下至镇长、里长以及小学校教员、商店经理，都对他们巴结投奔，屈膝求任，甘心成为他们的党羽。
四大天王为了扩张势力，把持政权，贿赂通行，不管是学生就业，充当警察衙役，班房差吏，都得向他们求告送礼，奴颜卑膝。就是百姓打官司也得找他们做后盾。形成了上下贯通，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局面。
全县田赋共二十四里，南北两党各分十二里，田赋粮银每年在上、下忙两季征收，两忙（上忙二月，下忙八月）月底征收扫清，延期者除亲自到县缴纳外，还得受挤纳金处罚。
实际上，上、下两忙的粮银是在六月和十二月底才能完成，全县的粮银起征后，由他们任意挪用，借本生利，广设商店，大发横财。当然，这里面也有县令大人的份儿，这样才能相互牟利，相互依赖。
秦虞侯在县城南街开设“信义银号”、北街开设“德义蛋厂”、“益民当铺”、“兴城洋行”、“太和商店”；贾厚财开设有“广义洋行”、“鼎鑫当行”、“锦丰当行”、“裕鑫食品厂”等实体。
平之其在县城东北晋庄镇开设有当铺、洋行，跟北党秦虞侯相互串通；城南的王弼臣在荫城镇开有铁货铺、当铺、洋行等生意，他跟南党贾厚财相互串通一气，自然形成了当时的南北党。
南北两党当时对县府的财政轮流把持，由于双方在每届选举管理财政这一官员时经常是闹得不可开交，后来就干脆按照选任期限实行轮流担任县财政主管。
王作丰在前二任县长就任前并没有将大清遗留下来的这些弊政告诉给他们，以致导致了县府在执政期间矛盾重重，使每任县长都干不长久，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
虞后稷听了王作丰对县城周边环境的分析，已是心知肚明，便在选任村长前就在王作丰的引荐下先后拜见了北党秦虞侯和南党贾厚财，还拜见了两大天王平之其和王弼臣。真让他茅塞顿开，旗开得胜。
虞后稷做到运筹帷幄后，先是亲自到各乡各村将村长选出来，然后自行圈定，所谓各村村长就是各村的豪强大户，这些担任村长的大户除手中有权外还被县府划拨枪支弹药成立保卫团（民团）武装，又威风又强大，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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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〇七章娶房姨太太跟纳妾真没有两样
虞后稷这任县长跟先前几任不一样。
他之所以没有像赤岗那样带兵去打仗，是阎省长看他是同乡才委以他地方重任的，虽然没有交代他怎么干，但是他从民国以来频频更换的县长中却看出一些弊端来，那就是各任县长没有维护好地方那些绅士派。弄得百姓聚众闹事，那些绅士派和大户们在一边看笑话。百姓闹事能闹到县府门口，使堂堂一县之长束手无策。
不过虞后稷担任这任县长正是遇到了阎省长的“村本政治”，实行“豪强村长”的选举和委任，也迫使县长们自然而然地靠拢了那些地方绅士和地主大户。不但如此，各村还围绕着村长组建“民团”为其保驾护航。
想当年“干草会”的几个头领虽然像太原起义那样是为了推翻大清让大清之官员接受新委，光复壶关，建立民国。可是到头来他们却为其献身，头颅着地，那些被干草会火烧的绅士反而被委其重任，他们摇身一变，脱去了顶戴顶戴兰衫、朝靴捕服，换上了长裙短褂和礼貌，开始把持县府朝政，县府还抚恤被烧之家，发给仓补。这些举动主要还是给那些地方绅士撑腰，只是后任县长没有悟透都督之用意。
虞后稷是个明智之人，他已经接受了在担任新军统制时期带头革命剪辫子的唐突冒失之举，弄得后来受到降级的处分。
这次投奔山西革命党，是听同僚告诉他都督是一个性情中人，愿意将重任委以同乡以示忠诚，果然如此。因此他在上任前尤其慎重，多方问询，采纳意见，做到洞察一切，尽可能理解上面的内在意义，力争做到不失省长所望。
警务局长王作丰已经经历了三任县长，第一任县长应该是个过度时期，在第一任县长手里惩治了干草会的几个头头，还了地方绅士贾厚财、秦虞侯等被干草会焚烧房产的几户一个“公道”；第二任县长没有按时完成上面派下来的税赋任务；第三任就是虞后稷的前任，是由于干草会的死灰复燃，上万百姓发生的闹粮事件，百姓聚集在城门口逼迫县长亲自发出减免税赋之诏令。
通过第三任时期，干草会的闹粮事件反映出来，县城北面的百姓没有接到鸡毛传贴，是因为北面大多数村都完成了赋税任务，正因为北面能够顺利完成赋税任务，关键是王作丰、秦虞侯、刘福禄大户等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县城北面的秦虞侯是大清的附生，其堂弟秦友之是晋军保安总队司令，秦虞侯在县城开设有银号、钱庄、店行、当铺等生意，号称县城之“北党”；南面的贾厚财是清朝拔贡出生，是全县绅派代表人物，曾任县高级教员，有雄厚的实业，有店铺、店行、钱庄等生意，号称县城之“北党”，在大清都有“皇帝”之称号。
除了“秦”、“贾”二皇帝，还有南北两大“天王”。即是城南的王弼臣，城北的平之其。他们也是前清的拔贡秀才。号称南北两大“天王”。
在大清的时候，历任县令到任都要先拜访秦、贾、平、王这四大天王，他们抄袭了封建王朝的公、侯、伯、子、男，在乡、镇、里、庄布满了喽啰爪牙，上至县长、乡长，下至镇长、里长以及小学校教员、商店经理，都对他们巴结投奔，屈膝求任，甘心成为他们的党羽。
四大天王为了扩张势力，把持政权，贿赂通行，不管是学生就业，充当警察衙役，班房差吏，都得向他们求告送礼，奴颜卑膝。就是百姓打官司也得找他们做后盾。形成了上下贯通，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局面。
全县田赋共二十四里，南北两党各分十二里，田赋粮银每年在上、下忙两季征收，两忙（上忙二月，下忙八月）月底征收扫清，延期者除亲自到县缴纳外，还得受挤纳金处罚。
实际上，上、下两忙的粮银是在六月和十二月底才能完成，全县的粮银起征后，由他们任意挪用，借本生利，广设商店，大发横财。当然，这里面也有县令大人的份儿，这样才能相互牟利，相互依赖。
秦虞侯在县城南街开设“信义银号”、北街开设“德义蛋厂”、“益民当铺”、“兴城洋行”、“太和商店”；贾厚财开设有“广义洋行”、“鼎鑫当行”、“锦丰当行”、“裕鑫食品厂”等实体。
平之其在县城东北晋庄镇开设有当铺、洋行，跟北党秦虞侯相互串通；城南的王弼臣在荫城镇开有铁货铺、当铺、洋行等生意，他跟南党贾厚财相互串通一气，自然形成了当时的南北党。
南北两党当时对县府的财政轮流把持，由于双方在每届选举管理财政这一官员时经常是闹得不可开交，后来就干脆按照选任期限实行轮流担任县财政主管。
王作丰在前二任县长就任前并没有将大清遗留下来的这些弊政告诉给他们，以致导致了县府在执政期间矛盾重重，使每任县长都干不长久，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
虞后稷听了王作丰对县城周边环境的分析，已是心知肚明，便在选任村长前就在王作丰的引荐下先后拜见了北党秦虞侯和南党贾厚财，还拜见了两大天王平之其和王弼臣。真让他茅塞顿开，旗开得胜。
虞后稷做到运筹帷幄后，先是亲自到各乡各村将村长选出来，然后自行圈定，所谓各村村长就是各村的豪强大户，这些担任村长的大户除手中有权外还被县府划拨枪支弹药成立保卫团（民团）武装，又威风又强大，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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