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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中，传来李医生吞口水的声音：“听起来很可笑是不是，为了寻章摘句而成为殉道者，这不是聪明人应该做的事。然而，这就是所谓的文人风骨吧。
而且，如果我说，这些儒生的唇枪舌剑，口诛笔伐，争的不但是道统，更是大汉天下呢？”
老马起了兴致，李医生却卖了关子，继续说：“到了东汉时期，因为汉光武帝的原因，最后与谶纬和光同尘的儒家仅仅是苟延残喘，虽然在东汉末年，不少儒生例如鼎鼎大名的郑玄开始努力调和两派，但贻害无穷。
譬如唐儒与宋儒之间因为周公与孔子地位、古文与骈文相争，宋以前的儒生与宋以后的儒生因为陆九渊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相争。清儒时代，汉学与宋学相争、今古经文之争再起。虽然他们心中至高圣地还是鲁地的孔庙。但是各家各派都拥有属于该派的心中圣地，大大小小派系为了蜗名微利、天人之道争执不断，它们之间的观点很不相同，但都自认为是代表了孔子的儒学思想。但从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主要是风水轮流转，成为御用文人的一派，影响颇大。正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历史同时一往无前，不在乎何谓正统，仅仅是成王败寇。随着东汉后期的治政**，权贵豪门请托舞弊，曾经造成严重的察举不实，儒术让位权势。时有谚讽刺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虽然曹魏以降，孝廉则在于经学的深湛，但门阀士族势力已经日益发展，与之相适应，在选官上产生了九品中正制。作为汉代入仕荣途的察举制，其地位开始下降，由之入仕者，多为普通士人，高门权贵子弟一般是凭藉门第获得上品，并由一些被视为“清官”的官位直接起家为官。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崇尚玄修黄老，儒学被压制，察举仍是基本的入仕途径之一。曹魏文帝黄初年间改察举员额为各郡每十万人岁举孝廉一人，又废除了限年四十之制。西晋初年王朝定制，秀才科也须进行对策，五策皆通方能拜为郎中。至此，察举形成了秀才对策而孝廉试经，以策论、经术二途每岁考士的格局。
东晋时，察举已相当衰落。东晋规定孝廉每郡岁举一人，丹阳、吴、会稽、吴兴岁举二人；秀才扬州岁举二人，诸州一人，或三岁一人。刘宋明帝泰始中，定制秀才对策五问皆通者为上第，四、三为中第，二为下第，仅一问合格为不及第。北方十六国中许多政权，都采用了察举取士之法。北魏太武帝四年，郡国察秀孝数百人。此后，北魏以至北齐、北周政权，都以察举为基本选官途径。北朝察举考试，秀才也是对策五问，孝廉则试经十条，及格在八条以上为及第。察举员额为上州、上郡岁举秀孝一人，下州下郡三岁一人。南北朝时期，秀才、孝廉在任用上不再先拜郎署之郎官等待迁调，而是直接任命为博士、秘书郎、著作郎、员外散骑侍郎、奉朝请、县令等，或为公府、军府、王国和州府的僚属。南北朝时，察举又趋复兴。但此时之察举，特别是秀才一途，大多为门阀士族占据。北朝后期，随门阀制度的衰落，察举中的普通士人再度增多。
“新道统”的产生和传播常常要以“流血”、“苦斗”和“牺牲生命”为代价，当王莽篡汉，汉儒就分为受春秋时各国模因影响的传承，在经书被发掘后整理统一的古经文派，与在汉朝统一后以汉初继承儒生口耳相传而统一的今经文派。这些儒生在东汉时期因为谶纬影响而吸纳了不少阴阳家传承，彼此从口诛笔伐转向武装斗争。直到东汉末年郑玄等等排除门户之见融合两派的儒家宗师，才把传承流传下去。后世康有为根据《史记》的《河间献王传》以及《鲁共王传》时并未载古文经一事，故而断定古文之伪，《古文尚书》、《左传》、《毛诗》等都是西汉末年皇族，后来改名刘秀的刘歆伪造的，“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至于刘歆这位古文经学的真正开创者，制造伪经的目的，则是为了帮助王莽篡夺政权。
刘歆是汉高祖刘邦四弟楚元王刘交之后，刘向之子，他的祖辈作为大难不死的诸侯王，多数都有忧谗畏讥，做学问自污的传统。到刘歆成人之时，虽家世不如当初显赫，却仍凭着一个宗室的牌子在朝中占一职位，“家产过百万”。当刘歆初入仕途为黄门郎不久，以孤贫恭俭而声名盛高的王莽也因王凤临终之托而为黄门郎。两个出身豪贵而又博学的年轻人从此结下了较深的情谊。经过几十年的奋斗，野心勃勃的王莽终于“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哀帝死后，他更被举为大司马，独掌政权。为了给最终篡权作准备，王莽胁持上下，设计诛灭政敌，拔擢党羽。失意的刘歆成为王莽拉拢的对象。王莽把刘歆召回京师，先任命为右曹太中大夫，很快迁官为中垒校尉。不久，王莽为安汉公，随即任刘歆为羲和、京兆尹，封红休侯，让他“典儒林史卜之官”。这时的刘歆已成为宣教事业的最高领导人。从王莽来说，为了实现政治野心，也需要有一种新的学说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而刘歆所鼓吹的古文经学，尤其是其中的《左传》和《周礼》，颇有一些利于其篡汉夺权的内容，所以他利用政权的力量大力支持刘歆推行古文经学，同时换取刘歆等人利用古文经学为其固位、篡权和托古改制制造舆论，提供谋略。元始三年王莽把女儿许配给平帝为皇后，刘歆等人就占卜说：“兆遇金水工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谓康强之占，逢吉之符也。”并为之“杂定婚礼”。由此，王莽得加号“宰衡”，其子王安、王临皆封侯。元始四年，王莽奏立明堂辟雍，以刘歆典其事，其制度之盛，无与伦比。从而赢得天下儒生学士的好感，他们上书认为这是比“唐虞发举，成周造业”更有意义的事业，要求给王莽“位在诸侯王上，赐以束帛加璧，大国乘车、安车各一，骊马二驷。”王莽得加“九锡”，成为无冕的帝王。元始五年，刘歆作《钟历书与《三统历谱》。前者从钟律的考定，以恢复古代的乐律。后者从其父“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的理论出发，考其三代历日，从而探索历史变化与天命的关系。两者后来都成为王莽篡权建新的基础理论。刘歆的卓越学识确实是为古今学者同声赞誉的，然而，他又是帮助王莽篡夺汉室江山，建立新朝的最主要人物之一，虽然他最后谋诛王莽，事泄自杀，但终究与王莽的不光彩事业捆在一起，而受到后人的唾弃。
但或者在他看来，个人荣辱在人道天堂面前无足重轻。以“天”为主的神权治政宗旨，它贯穿了尧、舜、夏、商时期；而儒家以“德”为特征的德治宗旨，在夏、商时期，德与治尚未结合，到周初才开始合二为一，并形成“敬德保民”宗旨。在《虞夏书》和《商书》篇中，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即人对神秘莫测的“天”由衷的崇拜和发自内心的惶恐。无论帝王还是臣民，一说到“天”，即肃然起敬、尊崇顶礼。在《尚书》中，“天”除用以指自然外，均为有意志人格的“神”，和上天、上苍、上帝、天帝之意相同。天不但能主宰一切，而且还有好恶之能。天时上的风雨晦冥，人事上的吉凶祸福，如年岁的丰啬，战斗的胜败，城邑的建筑，官吏的黜陟，甚至人的宗旨感情，都是由天主宰的。当天眷顾一个国家时，这个国家就兴旺发达，当天抛弃这个国家时，这个国家就会灭亡。因此，国家必须迎合天意才能生存。人，当然更是如此。《尧典》中说：“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节气历法、按时播种，都是按上天旨意做的；王朝秩序、伦常次序、尊卑等级之礼，官员的任命以及对人犯的惩罚，也都是上天的旨意。“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敦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事五用哉！政事懋哉！”所谓《皋陶谟》随着王朝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人的宗旨渐渐变得复杂起来，看似根深蒂固的“天命神权宗旨”，开始出现了动摇。在商汤灭夏时，即有人提出质疑：“依天命而言，商汤怎么能以武力灭夏呢？夏不是受命于天吗？天命不是永恒的吗？”于是，商代重臣伊尹在总结历史教训时，首先提出了“天难谌，命无常”所谓《咸有一德》的严肃而尖锐命题。商末周初，王朝动荡不安，人民饥寒交迫，原来的统治方式和统治宗旨受到了极大冲击。《微子之命》中说：“小民方兴，相与为敌仇。”民众不再坐以待毙，相继发起斗争。而且“今殷民乃攘窃神祗之牺牲，用以容，将食无灾。”人们偷吃了祭品，按说是要遭受天灾的，但却平安无事。明显表达出对天命论的蔑视。可见，天命宗旨的群众基础已经开始丧失了。商朝的灭亡，为天命宗旨的破产划了一道界线。帝乙之子帝辛，即商纣王，自诩“有命在天”，不听士大夫谏阻，提拔寒门，一意孤行，最终落得一个众叛亲离，国破家亡，自己逃到鹿台的下场。周朝的上位者接受上述教训，认为“只事天而不应民”，不适应王朝发展的需要。要想治理好国家，只有推行“德政”，客观上达到“保民”的效果，才能获得民众的信认和拥护。因为“德”与“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敬德”就是“保民”。只有敬德保民，才能配天受命，否则就会像纣王一样由受命转化为坠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所谓《蔡仲之命》《尚书》中对“德”的要求，大致可分为有三种：一是保民、养民。《大禹谟》中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火、水、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治政完善就是德，治政完善的标准就是让人民生活得好。《盘庚下》中又说：“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要求上位者不要贪恋财宝，要为人民谋求幸福。为什么上位者要反复强调保民、养民呢？原来“安民则惠，黎民怀之。”所谓《皋陶谟》受到民众的拥护，才能王朝稳定，更好统治。二是修养品德。德是衡量一个人才能、品性的重要标准。《大禹谟》中说：“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假，惟汝贤。”大禹勤俭、谦虚、不自伐，受到民众的拥护，才选他作了君主。《皋陶谟》把德分为九种，凡具有三德、六德、九德之人，都可做不同等级的官。遵守、修养品德，要以善为导向：“德无常师，主善为师。”所谓《咸有一德》还要包容一切：“有容，德乃大。”所谓《君陈》同时，还要做到庄重恭敬、注重细行：“不役耳目，百度惟贞；不矜细行，终累大德。”所谓《旅獒》三是用贤。在《尚书》中，贤、德是不分的。对于君主的要求，是贤德兼备，圣君是政权巩固、国家兴旺的先决条件。但只有圣君也不行，还要有圣臣，有君有臣才能政体稳定，国富民安。《说命》中说：“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冏命》中又说：“仆臣正，厥后克正；仆臣谀，厥后自圣。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大禹谟》中还说：“野无遗贤，万邦咸宁。……任贤勿贰。”他们还发明了一系列选贤的方法，如夏的“三宅”、汤的“三俊”、文武的“三有宅心”、“三有俊心”等。《立政》总结夏、商、周择臣的经验教训：“立政，用人，不训于德，是罔显在厥世。”其标准即贤德。文王能够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中完成剪商大业，就是因为他实行了崇尚德教而慎用刑罚的施政措施，“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所谓《康诰》作为文王的继承者，要想保住国家和自己的皇位，就要沿着文王开创的道路走下去，“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所谓《君奭》并且时时检点自己的德行，“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所谓《召诰》作为君主，要不断完善自我，不能贪图享乐。“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所谓《无逸》只有这样，才能聚集可用之贤人，使国家长治久安。“不宝远物，则远人格，所宝惟贤，则近人安。”所谓《旅獒》同时，还要做到保民。“王应保殷民，亦惟助五宅天命，作新民。”所谓《康诰》君主只有俯顺舆情，体察民心，政策方针才能合乎时宜，合乎天意，上苍才会帮助，否则就要抛弃。凡是丧亡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因为失德有罪而被上苍惩罚的。“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丧，罔非有辞于罚。”如此种种，经过儒者千百年来的前仆后继，上位者不得不施行“德政”，虽然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最终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但民众在“德政”环境中却能获得一个较好的生存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生存状况。只可惜，王莽步子太大。
康有为认为“王莽以伪行篡汉国，刘歆以伪经篡孔学，二者同伪，二者同篡。”故撰《新学伪经考》一书。书中又称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朝六经博士所读儒家足本，并无残缺。而且孔子所用的字即秦汉时的篆书，根本无今文、古文之目。《新学伪经考》其实是再一次托古改制，一经出版即造成轰动。光绪二十年遭朝廷降旨以“惑世诬民”为由加以毁版。戊戌变法中再刻，戊戌变法失败又遭朝廷降旨毁版。庚子事变，满清朝廷再次降旨毁版。
西晋永嘉之乱，大量古籍流失，今古文《尚书》随之亡佚。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突然献上一部用“隶古定”字体书写、由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并序共五十九篇。由于经文完整和注解详明，该书受到朝野上下的重视，以《书》经的地位确立并流传开来。唐代儒学地位衰微，唐玄宗天宝年间，尚书郎卫包，奉诏改古文《尚书》从今文，纠错多处。开成年间将改后的今文本刻在“唐石经”中，成为版刻本之祖。经学大家孔颖达据此撰写了《尚书正义》二十卷，南宋时期与“孔传”合刊为《尚书注疏》所谓“孔传”为注，《正义》为疏，明、清时期刻在《十三经注疏》中。通过隋唐间孔颖达整理国故，在中唐之后韩愈发起古文运动，再次复兴儒家，尊敬孟子为亚圣后的儒家各派祖师，对经文的纷争采取淡化的态度。儒学才重新因为韩愈的原道复古回光返照。可惜从唐代起，开始有人对梅赜所献古文《尚书》置疑，至宋代吴棫提出辨析后，经元代吴澄、明代梅鷟、清代阎若璩和惠栋等人的严密考证，最后判定其中二十五篇为“伪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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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孔安国传”是“伪孔传”，该本属“伪孔本”。但伪孔本中所保存的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却是商周文献的唯一遗存，是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
宋儒大兴，一前一后以王荆公新学、二程洛理学为魁首，不过横渠关学、梅花易理象数学、涑水司马虚天学、三教纵横的蜀学、也是割据一方，而从宋儒延续到明儒的理学与心学互不相容，为双方调和的南宋经世婺学与曾经三足鼎立的考据事功学已衰败。这些儒者拥有无比坚定的信念，他们的意志力绝非常人可比，由于意识到了自身的缺点，儒者对修身的意识也在逐步提高，可惜物极必反。“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就是儒家利用六经篇章，哪怕是故意误读，都要得到自己想要的效果。以皇帝天人感应神祗的新学三不畏、跟墨家相似的关学气学、专修卜筮的象数学、注重历史的涑水、学习纵横传承的蜀学三苏都败在朱子理学的手中，以理杀人的程朱理学凭借极端的秩序成了最后的胜利者。南宋后来出现博览众家的杂家婺学、以经济为中心的考据事功学、都无法动摇理学的地位。
直到在土木堡之变后，意图以内阁相权架空皇权的儒家势力需要摆脱理学“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纲伦，阳明心学由此崛起。所谓明儒之学用以应事，清儒之学用以保身；言语中的浩然正气，面目中的无比仁爱，再借以强大皇权之力，使儒者倍受人们的尊敬，成为古代的微博大V，养成了东林这样的怪物。清学起而代谢，以实证为功夫，自有其内在的历史合理性。然而“学术本以救偏，而迹之所寄，偏亦由生”。与这种代谢相伴而来的汉宋之间相为消长，最终使儒学的义理一面在久盛之后为考据所压倒。其直接的结果便是从精神上改变了一代士人的貌相。明儒直而愚，清儒智而谲；明儒尊而乔，清儒弃而湿。……才智之士惮于文网、迫于饥寒，全身畏害之不暇，而用世之念汨于无形，加以廉耻道丧，清议荡然，流俗沈昏，无复崇儒重道，以爵位之尊卑，判己身之荣辱。
虽然科举的回归让各种思潮复苏，不过在清代因为君主**达到顶峰，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又实行了八股取士和文字狱的封杀，儒家势力实质上慢慢消亡，儒生逃避现实的态度，让与过去古文经学相似的朴学出现，最后因为被外国入侵而打破清朝的封杀，让桐城派等儒家分裂成新一代的经学之争，不过都因为无法摆脱过去的秩序而消亡，儒士渐渐地被驯化成了“无复崇儒重道，以爵位之尊卑，判己身之荣辱”。《周易干卦文言》里说：“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四时合其序。”儒家在很早便提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天人合一”，从而使儒者可以通心达意。然而义理所提供的，是儒学对于天人之际的整体把握，以及儒学对于生命意义的终极诠说。整体和终极都是一种根本，有此根本，而后有个体对于这个世界在认知上的贯通稳定和个体自身在精神上的安身立命，因此，虽然太平天国后，外国人一直认为儒教是供奉皇帝为神祗的教派，但是他们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这些相学儒生们，可以反抗一位神祗……洪秀全……的意志，制造另一位神祗……拥戴西太后垂帘听政，但是却无法自己成神登基成为皇帝。
新儒学在满清崩溃后一翘不振，直到直到新朝科举取士重现后开始复兴，凭借改头换面的职场学、人际关系学对官僚阶层的渗透，儒学重新回归主流价值观，这些消逝的传承才都开始复苏。这些儒家传承既有侍奉国家首脑而使用能力的，有修持道理学问追求三不朽的大儒，也有以诗词歌赋而在文学中获取青史留名的文人骚客。……虽然这历史的阴暗角落中，让人鄙视的犬儒鼠辈多如牛毛一般，让人不爽的事情浩如烟海，但无可否认，总是有那帮平凡的儒生，那帮单纯且位于话语权低端的人，凭借着心中的热血、期望和责任，要将国家塑造成了所有生民的家，一个被所有平民百姓所认同的国家，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终极梦想，一个乌托邦。”
李医生最后总结：“总之，如同佛教经书推陈出新，道教经义博大精深，在儒学体系发展到现代，知识体系和学科分类已经浩如烟海，并且早已和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交叉融合在一起，衍化出不同的分科和研究方向，任何一个都足以让一个天才人物耗费一生的精力；这些成果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东西。只有经过岁月风雨的沉淀才会慢慢地形成。不过好在，我是天才中的天才，学霸中的学霸，而且手头有了通关秘籍。……那就是这些莫教授留下的研究资料，讲述了他自行钻研儒家体系中神秘学的研究结果。在这个研究报告的最后，总结出了一个结合现代科学，全新的研究方法。这个研究方法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完善，不过根据我的推算，这个方法将会彻底改变现阶段对史学普遍的认识，并引发轰动效应……依靠这些秘辛，我们颠覆历史真相的可能性呈几何级数的增加，令我们有了面对汗牛充栋的知识，仍然从容于心的定力……。”
“说重点！”
李医生尴尬的咳嗽一声：“应该说，获取情报知道当务之急，就是学霸的必要事项。不过，关于那些历史真相，没用的情报浩如烟海，简直把人埋没；有用的情报又异常隐秘，难以获得。想要知道关系这个案子的神秘学知识，对学渣来说，实在是无比困难渺茫。不过既然我是如此的神级学霸，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十分好办了，我在浩如烟海的各种资料中找到了评价为谬种流传的阴阳灾异、谶纬占卜方面的考据。其中一些伴随着东汉末年的道国兴起，相信被吸收进入了丹道流传下来。”
“可是如果是经过几千年演变，犯罪分子不可能完全按照古书设置阵法吧，有阵眼也早没了"！老马说。
“不会的。”
李医生肯定地说："按照神秘学的说法，现在是末法时代，今不如故，而且既然于祖佳他们在何处失踪，就说明那个阴阳鱼还在运转使用。
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在龙潭村和荒山之间，必然有一条作为分割用的矿石带……或者说龙脉。"老马楞住了，虽然告诉了李医生一些关于于祖佳失踪的情况，但那里有磁矿的事，老马并没有告诉他。
从此时起，老马才开始真正佩服李医生起来。
他赶紧说：”李医生，电话你不要说了，我明天和你详细面谈。“我去你那里。”
第二天不到中午，老马就出现在李医生办公室里面。
并且诚恳转达石苓人的问候，正式邀请李医生加入调查。
李医生觉得很好玩，答应了。
老马很神速地从医院抽调走了李医生去参加一高级学术研究活动。
不过……为什么会有两条磁铁矿！李医生有点迷惑了，按他的想象，应该是一条之字形的矿带，分出阴阳鱼的阴阳面，从矿带边缘画圈，就能算出鱼眼位置。
进组后，李医生主要还是和老马接触，老马和他比较详细地谈后，他才知道有两条矿带。
和自己想法有差距。”那这矿带多长？有边吗？”
李医生问。”这个问题没注意。”老马说："当时主要是研究那里容易迷路的问题，发现交叉磁铁矿就认为解决了，没有考虑边的问题。”
“储量大吗？”
“不大！"老马说："正因为不大，没有开采价值，所以地质勘探队很快撤回来了。”
“这就对了。”
李医生说："不大……才可能是人为的。
我建议让地质勘探人员再去，探测整个矿的情况，很可能会发现一个或者两个之字形状的矿带。”
“两个说明什么呢？"老马问。”有一个可能是假的，用来迷惑对手。”地质勘探人员勘探的结果是：一个呈双鱼形状的矿带把很大一片群山都覆盖了。
他们都很激动。
李医生指着地图说："这可以画出三个鱼眼：一个是整个双鱼画出的阴阳鱼，鱼眼在这里。
一个是双鱼的这条线做为分割线，画出一个鱼眼，"他指着双鱼的正顶部和正下部说："这就是鱼嘴。
这两个鱼眼正好是反的，有可能一个指向假位置，一个真位置。”
“太好了！他们议论起来，这下可以直捣阵眼了"咱们立马派人去哪！”
“不！”
李医生掩不住的得意，重案支队解了多久的难题，让他轻易解开，想不得意都难："如果我判断不错，人去容易出问题。
我建议直接用炮轰！”
李医生豪迈... -->>
手机中，传来李医生吞口水的声音：“听起来很可笑是不是，为了寻章摘句而成为殉道者，这不是聪明人应该做的事。然而，这就是所谓的文人风骨吧。
而且，如果我说，这些儒生的唇枪舌剑，口诛笔伐，争的不但是道统，更是大汉天下呢？”
老马起了兴致，李医生却卖了关子，继续说：“到了东汉时期，因为汉光武帝的原因，最后与谶纬和光同尘的儒家仅仅是苟延残喘，虽然在东汉末年，不少儒生例如鼎鼎大名的郑玄开始努力调和两派，但贻害无穷。
譬如唐儒与宋儒之间因为周公与孔子地位、古文与骈文相争，宋以前的儒生与宋以后的儒生因为陆九渊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相争。清儒时代，汉学与宋学相争、今古经文之争再起。虽然他们心中至高圣地还是鲁地的孔庙。但是各家各派都拥有属于该派的心中圣地，大大小小派系为了蜗名微利、天人之道争执不断，它们之间的观点很不相同，但都自认为是代表了孔子的儒学思想。但从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主要是风水轮流转，成为御用文人的一派，影响颇大。正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历史同时一往无前，不在乎何谓正统，仅仅是成王败寇。随着东汉后期的治政**，权贵豪门请托舞弊，曾经造成严重的察举不实，儒术让位权势。时有谚讽刺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虽然曹魏以降，孝廉则在于经学的深湛，但门阀士族势力已经日益发展，与之相适应，在选官上产生了九品中正制。作为汉代入仕荣途的察举制，其地位开始下降，由之入仕者，多为普通士人，高门权贵子弟一般是凭藉门第获得上品，并由一些被视为“清官”的官位直接起家为官。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崇尚玄修黄老，儒学被压制，察举仍是基本的入仕途径之一。曹魏文帝黄初年间改察举员额为各郡每十万人岁举孝廉一人，又废除了限年四十之制。西晋初年王朝定制，秀才科也须进行对策，五策皆通方能拜为郎中。至此，察举形成了秀才对策而孝廉试经，以策论、经术二途每岁考士的格局。
东晋时，察举已相当衰落。东晋规定孝廉每郡岁举一人，丹阳、吴、会稽、吴兴岁举二人；秀才扬州岁举二人，诸州一人，或三岁一人。刘宋明帝泰始中，定制秀才对策五问皆通者为上第，四、三为中第，二为下第，仅一问合格为不及第。北方十六国中许多政权，都采用了察举取士之法。北魏太武帝四年，郡国察秀孝数百人。此后，北魏以至北齐、北周政权，都以察举为基本选官途径。北朝察举考试，秀才也是对策五问，孝廉则试经十条，及格在八条以上为及第。察举员额为上州、上郡岁举秀孝一人，下州下郡三岁一人。南北朝时期，秀才、孝廉在任用上不再先拜郎署之郎官等待迁调，而是直接任命为博士、秘书郎、著作郎、员外散骑侍郎、奉朝请、县令等，或为公府、军府、王国和州府的僚属。南北朝时，察举又趋复兴。但此时之察举，特别是秀才一途，大多为门阀士族占据。北朝后期，随门阀制度的衰落，察举中的普通士人再度增多。
“新道统”的产生和传播常常要以“流血”、“苦斗”和“牺牲生命”为代价，当王莽篡汉，汉儒就分为受春秋时各国模因影响的传承，在经书被发掘后整理统一的古经文派，与在汉朝统一后以汉初继承儒生口耳相传而统一的今经文派。这些儒生在东汉时期因为谶纬影响而吸纳了不少阴阳家传承，彼此从口诛笔伐转向武装斗争。直到东汉末年郑玄等等排除门户之见融合两派的儒家宗师，才把传承流传下去。后世康有为根据《史记》的《河间献王传》以及《鲁共王传》时并未载古文经一事，故而断定古文之伪，《古文尚书》、《左传》、《毛诗》等都是西汉末年皇族，后来改名刘秀的刘歆伪造的，“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至于刘歆这位古文经学的真正开创者，制造伪经的目的，则是为了帮助王莽篡夺政权。
刘歆是汉高祖刘邦四弟楚元王刘交之后，刘向之子，他的祖辈作为大难不死的诸侯王，多数都有忧谗畏讥，做学问自污的传统。到刘歆成人之时，虽家世不如当初显赫，却仍凭着一个宗室的牌子在朝中占一职位，“家产过百万”。当刘歆初入仕途为黄门郎不久，以孤贫恭俭而声名盛高的王莽也因王凤临终之托而为黄门郎。两个出身豪贵而又博学的年轻人从此结下了较深的情谊。经过几十年的奋斗，野心勃勃的王莽终于“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哀帝死后，他更被举为大司马，独掌政权。为了给最终篡权作准备，王莽胁持上下，设计诛灭政敌，拔擢党羽。失意的刘歆成为王莽拉拢的对象。王莽把刘歆召回京师，先任命为右曹太中大夫，很快迁官为中垒校尉。不久，王莽为安汉公，随即任刘歆为羲和、京兆尹，封红休侯，让他“典儒林史卜之官”。这时的刘歆已成为宣教事业的最高领导人。从王莽来说，为了实现政治野心，也需要有一种新的学说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而刘歆所鼓吹的古文经学，尤其是其中的《左传》和《周礼》，颇有一些利于其篡汉夺权的内容，所以他利用政权的力量大力支持刘歆推行古文经学，同时换取刘歆等人利用古文经学为其固位、篡权和托古改制制造舆论，提供谋略。元始三年王莽把女儿许配给平帝为皇后，刘歆等人就占卜说：“兆遇金水工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谓康强之占，逢吉之符也。”并为之“杂定婚礼”。由此，王莽得加号“宰衡”，其子王安、王临皆封侯。元始四年，王莽奏立明堂辟雍，以刘歆典其事，其制度之盛，无与伦比。从而赢得天下儒生学士的好感，他们上书认为这是比“唐虞发举，成周造业”更有意义的事业，要求给王莽“位在诸侯王上，赐以束帛加璧，大国乘车、安车各一，骊马二驷。”王莽得加“九锡”，成为无冕的帝王。元始五年，刘歆作《钟历书与《三统历谱》。前者从钟律的考定，以恢复古代的乐律。后者从其父“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的理论出发，考其三代历日，从而探索历史变化与天命的关系。两者后来都成为王莽篡权建新的基础理论。刘歆的卓越学识确实是为古今学者同声赞誉的，然而，他又是帮助王莽篡夺汉室江山，建立新朝的最主要人物之一，虽然他最后谋诛王莽，事泄自杀，但终究与王莽的不光彩事业捆在一起，而受到后人的唾弃。
但或者在他看来，个人荣辱在人道天堂面前无足重轻。以“天”为主的神权治政宗旨，它贯穿了尧、舜、夏、商时期；而儒家以“德”为特征的德治宗旨，在夏、商时期，德与治尚未结合，到周初才开始合二为一，并形成“敬德保民”宗旨。在《虞夏书》和《商书》篇中，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即人对神秘莫测的“天”由衷的崇拜和发自内心的惶恐。无论帝王还是臣民，一说到“天”，即肃然起敬、尊崇顶礼。在《尚书》中，“天”除用以指自然外，均为有意志人格的“神”，和上天、上苍、上帝、天帝之意相同。天不但能主宰一切，而且还有好恶之能。天时上的风雨晦冥，人事上的吉凶祸福，如年岁的丰啬，战斗的胜败，城邑的建筑，官吏的黜陟，甚至人的宗旨感情，都是由天主宰的。当天眷顾一个国家时，这个国家就兴旺发达，当天抛弃这个国家时，这个国家就会灭亡。因此，国家必须迎合天意才能生存。人，当然更是如此。《尧典》中说：“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节气历法、按时播种，都是按上天旨意做的；王朝秩序、伦常次序、尊卑等级之礼，官员的任命以及对人犯的惩罚，也都是上天的旨意。“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敦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事五用哉！政事懋哉！”所谓《皋陶谟》随着王朝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人的宗旨渐渐变得复杂起来，看似根深蒂固的“天命神权宗旨”，开始出现了动摇。在商汤灭夏时，即有人提出质疑：“依天命而言，商汤怎么能以武力灭夏呢？夏不是受命于天吗？天命不是永恒的吗？”于是，商代重臣伊尹在总结历史教训时，首先提出了“天难谌，命无常”所谓《咸有一德》的严肃而尖锐命题。商末周初，王朝动荡不安，人民饥寒交迫，原来的统治方式和统治宗旨受到了极大冲击。《微子之命》中说：“小民方兴，相与为敌仇。”民众不再坐以待毙，相继发起斗争。而且“今殷民乃攘窃神祗之牺牲，用以容，将食无灾。”人们偷吃了祭品，按说是要遭受天灾的，但却平安无事。明显表达出对天命论的蔑视。可见，天命宗旨的群众基础已经开始丧失了。商朝的灭亡，为天命宗旨的破产划了一道界线。帝乙之子帝辛，即商纣王，自诩“有命在天”，不听士大夫谏阻，提拔寒门，一意孤行，最终落得一个众叛亲离，国破家亡，自己逃到鹿台的下场。周朝的上位者接受上述教训，认为“只事天而不应民”，不适应王朝发展的需要。要想治理好国家，只有推行“德政”，客观上达到“保民”的效果，才能获得民众的信认和拥护。因为“德”与“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敬德”就是“保民”。只有敬德保民，才能配天受命，否则就会像纣王一样由受命转化为坠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所谓《蔡仲之命》《尚书》中对“德”的要求，大致可分为有三种：一是保民、养民。《大禹谟》中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火、水、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治政完善就是德，治政完善的标准就是让人民生活得好。《盘庚下》中又说：“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要求上位者不要贪恋财宝，要为人民谋求幸福。为什么上位者要反复强调保民、养民呢？原来“安民则惠，黎民怀之。”所谓《皋陶谟》受到民众的拥护，才能王朝稳定，更好统治。二是修养品德。德是衡量一个人才能、品性的重要标准。《大禹谟》中说：“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假，惟汝贤。”大禹勤俭、谦虚、不自伐，受到民众的拥护，才选他作了君主。《皋陶谟》把德分为九种，凡具有三德、六德、九德之人，都可做不同等级的官。遵守、修养品德，要以善为导向：“德无常师，主善为师。”所谓《咸有一德》还要包容一切：“有容，德乃大。”所谓《君陈》同时，还要做到庄重恭敬、注重细行：“不役耳目，百度惟贞；不矜细行，终累大德。”所谓《旅獒》三是用贤。在《尚书》中，贤、德是不分的。对于君主的要求，是贤德兼备，圣君是政权巩固、国家兴旺的先决条件。但只有圣君也不行，还要有圣臣，有君有臣才能政体稳定，国富民安。《说命》中说：“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冏命》中又说：“仆臣正，厥后克正；仆臣谀，厥后自圣。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大禹谟》中还说：“野无遗贤，万邦咸宁。……任贤勿贰。”他们还发明了一系列选贤的方法，如夏的“三宅”、汤的“三俊”、文武的“三有宅心”、“三有俊心”等。《立政》总结夏、商、周择臣的经验教训：“立政，用人，不训于德，是罔显在厥世。”其标准即贤德。文王能够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中完成剪商大业，就是因为他实行了崇尚德教而慎用刑罚的施政措施，“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所谓《康诰》作为文王的继承者，要想保住国家和自己的皇位，就要沿着文王开创的道路走下去，“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所谓《君奭》并且时时检点自己的德行，“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所谓《召诰》作为君主，要不断完善自我，不能贪图享乐。“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所谓《无逸》只有这样，才能聚集可用之贤人，使国家长治久安。“不宝远物，则远人格，所宝惟贤，则近人安。”所谓《旅獒》同时，还要做到保民。“王应保殷民，亦惟助五宅天命，作新民。”所谓《康诰》君主只有俯顺舆情，体察民心，政策方针才能合乎时宜，合乎天意，上苍才会帮助，否则就要抛弃。凡是丧亡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因为失德有罪而被上苍惩罚的。“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丧，罔非有辞于罚。”如此种种，经过儒者千百年来的前仆后继，上位者不得不施行“德政”，虽然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最终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但民众在“德政”环境中却能获得一个较好的生存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生存状况。只可惜，王莽步子太大。
康有为认为“王莽以伪行篡汉国，刘歆以伪经篡孔学，二者同伪，二者同篡。”故撰《新学伪经考》一书。书中又称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朝六经博士所读儒家足本，并无残缺。而且孔子所用的字即秦汉时的篆书，根本无今文、古文之目。《新学伪经考》其实是再一次托古改制，一经出版即造成轰动。光绪二十年遭朝廷降旨以“惑世诬民”为由加以毁版。戊戌变法中再刻，戊戌变法失败又遭朝廷降旨毁版。庚子事变，满清朝廷再次降旨毁版。
西晋永嘉之乱，大量古籍流失，今古文《尚书》随之亡佚。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突然献上一部用“隶古定”字体书写、由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并序共五十九篇。由于经文完整和注解详明，该书受到朝野上下的重视，以《书》经的地位确立并流传开来。唐代儒学地位衰微，唐玄宗天宝年间，尚书郎卫包，奉诏改古文《尚书》从今文，纠错多处。开成年间将改后的今文本刻在“唐石经”中，成为版刻本之祖。经学大家孔颖达据此撰写了《尚书正义》二十卷，南宋时期与“孔传”合刊为《尚书注疏》所谓“孔传”为注，《正义》为疏，明、清时期刻在《十三经注疏》中。通过隋唐间孔颖达整理国故，在中唐之后韩愈发起古文运动，再次复兴儒家，尊敬孟子为亚圣后的儒家各派祖师，对经文的纷争采取淡化的态度。儒学才重新因为韩愈的原道复古回光返照。可惜从唐代起，开始有人对梅赜所献古文《尚书》置疑，至宋代吴棫提出辨析后，经元代吴澄、明代梅鷟、清代阎若璩和惠栋等人的严密考证，最后判定其中二十五篇为“伪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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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孔安国传”是“伪孔传”，该本属“伪孔本”。但伪孔本中所保存的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却是商周文献的唯一遗存，是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
宋儒大兴，一前一后以王荆公新学、二程洛理学为魁首，不过横渠关学、梅花易理象数学、涑水司马虚天学、三教纵横的蜀学、也是割据一方，而从宋儒延续到明儒的理学与心学互不相容，为双方调和的南宋经世婺学与曾经三足鼎立的考据事功学已衰败。这些儒者拥有无比坚定的信念，他们的意志力绝非常人可比，由于意识到了自身的缺点，儒者对修身的意识也在逐步提高，可惜物极必反。“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就是儒家利用六经篇章，哪怕是故意误读，都要得到自己想要的效果。以皇帝天人感应神祗的新学三不畏、跟墨家相似的关学气学、专修卜筮的象数学、注重历史的涑水、学习纵横传承的蜀学三苏都败在朱子理学的手中，以理杀人的程朱理学凭借极端的秩序成了最后的胜利者。南宋后来出现博览众家的杂家婺学、以经济为中心的考据事功学、都无法动摇理学的地位。
直到在土木堡之变后，意图以内阁相权架空皇权的儒家势力需要摆脱理学“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纲伦，阳明心学由此崛起。所谓明儒之学用以应事，清儒之学用以保身；言语中的浩然正气，面目中的无比仁爱，再借以强大皇权之力，使儒者倍受人们的尊敬，成为古代的微博大V，养成了东林这样的怪物。清学起而代谢，以实证为功夫，自有其内在的历史合理性。然而“学术本以救偏，而迹之所寄，偏亦由生”。与这种代谢相伴而来的汉宋之间相为消长，最终使儒学的义理一面在久盛之后为考据所压倒。其直接的结果便是从精神上改变了一代士人的貌相。明儒直而愚，清儒智而谲；明儒尊而乔，清儒弃而湿。……才智之士惮于文网、迫于饥寒，全身畏害之不暇，而用世之念汨于无形，加以廉耻道丧，清议荡然，流俗沈昏，无复崇儒重道，以爵位之尊卑，判己身之荣辱。
虽然科举的回归让各种思潮复苏，不过在清代因为君主**达到顶峰，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又实行了八股取士和文字狱的封杀，儒家势力实质上慢慢消亡，儒生逃避现实的态度，让与过去古文经学相似的朴学出现，最后因为被外国入侵而打破清朝的封杀，让桐城派等儒家分裂成新一代的经学之争，不过都因为无法摆脱过去的秩序而消亡，儒士渐渐地被驯化成了“无复崇儒重道，以爵位之尊卑，判己身之荣辱”。《周易干卦文言》里说：“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四时合其序。”儒家在很早便提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天人合一”，从而使儒者可以通心达意。然而义理所提供的，是儒学对于天人之际的整体把握，以及儒学对于生命意义的终极诠说。整体和终极都是一种根本，有此根本，而后有个体对于这个世界在认知上的贯通稳定和个体自身在精神上的安身立命，因此，虽然太平天国后，外国人一直认为儒教是供奉皇帝为神祗的教派，但是他们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这些相学儒生们，可以反抗一位神祗……洪秀全……的意志，制造另一位神祗……拥戴西太后垂帘听政，但是却无法自己成神登基成为皇帝。
新儒学在满清崩溃后一翘不振，直到直到新朝科举取士重现后开始复兴，凭借改头换面的职场学、人际关系学对官僚阶层的渗透，儒学重新回归主流价值观，这些消逝的传承才都开始复苏。这些儒家传承既有侍奉国家首脑而使用能力的，有修持道理学问追求三不朽的大儒，也有以诗词歌赋而在文学中获取青史留名的文人骚客。……虽然这历史的阴暗角落中，让人鄙视的犬儒鼠辈多如牛毛一般，让人不爽的事情浩如烟海，但无可否认，总是有那帮平凡的儒生，那帮单纯且位于话语权低端的人，凭借着心中的热血、期望和责任，要将国家塑造成了所有生民的家，一个被所有平民百姓所认同的国家，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终极梦想，一个乌托邦。”
李医生最后总结：“总之，如同佛教经书推陈出新，道教经义博大精深，在儒学体系发展到现代，知识体系和学科分类已经浩如烟海，并且早已和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交叉融合在一起，衍化出不同的分科和研究方向，任何一个都足以让一个天才人物耗费一生的精力；这些成果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东西。只有经过岁月风雨的沉淀才会慢慢地形成。不过好在，我是天才中的天才，学霸中的学霸，而且手头有了通关秘籍。……那就是这些莫教授留下的研究资料，讲述了他自行钻研儒家体系中神秘学的研究结果。在这个研究报告的最后，总结出了一个结合现代科学，全新的研究方法。这个研究方法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完善，不过根据我的推算，这个方法将会彻底改变现阶段对史学普遍的认识，并引发轰动效应……依靠这些秘辛，我们颠覆历史真相的可能性呈几何级数的增加，令我们有了面对汗牛充栋的知识，仍然从容于心的定力……。”
“说重点！”
李医生尴尬的咳嗽一声：“应该说，获取情报知道当务之急，就是学霸的必要事项。不过，关于那些历史真相，没用的情报浩如烟海，简直把人埋没；有用的情报又异常隐秘，难以获得。想要知道关系这个案子的神秘学知识，对学渣来说，实在是无比困难渺茫。不过既然我是如此的神级学霸，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十分好办了，我在浩如烟海的各种资料中找到了评价为谬种流传的阴阳灾异、谶纬占卜方面的考据。其中一些伴随着东汉末年的道国兴起，相信被吸收进入了丹道流传下来。”
“可是如果是经过几千年演变，犯罪分子不可能完全按照古书设置阵法吧，有阵眼也早没了"！老马说。
“不会的。”
李医生肯定地说："按照神秘学的说法，现在是末法时代，今不如故，而且既然于祖佳他们在何处失踪，就说明那个阴阳鱼还在运转使用。
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在龙潭村和荒山之间，必然有一条作为分割用的矿石带……或者说龙脉。"老马楞住了，虽然告诉了李医生一些关于于祖佳失踪的情况，但那里有磁矿的事，老马并没有告诉他。
从此时起，老马才开始真正佩服李医生起来。
他赶紧说：”李医生，电话你不要说了，我明天和你详细面谈。“我去你那里。”
第二天不到中午，老马就出现在李医生办公室里面。
并且诚恳转达石苓人的问候，正式邀请李医生加入调查。
李医生觉得很好玩，答应了。
老马很神速地从医院抽调走了李医生去参加一高级学术研究活动。
不过……为什么会有两条磁铁矿！李医生有点迷惑了，按他的想象，应该是一条之字形的矿带，分出阴阳鱼的阴阳面，从矿带边缘画圈，就能算出鱼眼位置。
进组后，李医生主要还是和老马接触，老马和他比较详细地谈后，他才知道有两条矿带。
和自己想法有差距。”那这矿带多长？有边吗？”
李医生问。”这个问题没注意。”老马说："当时主要是研究那里容易迷路的问题，发现交叉磁铁矿就认为解决了，没有考虑边的问题。”
“储量大吗？”
“不大！"老马说："正因为不大，没有开采价值，所以地质勘探队很快撤回来了。”
“这就对了。”
李医生说："不大……才可能是人为的。
我建议让地质勘探人员再去，探测整个矿的情况，很可能会发现一个或者两个之字形状的矿带。”
“两个说明什么呢？"老马问。”有一个可能是假的，用来迷惑对手。”地质勘探人员勘探的结果是：一个呈双鱼形状的矿带把很大一片群山都覆盖了。
他们都很激动。
李医生指着地图说："这可以画出三个鱼眼：一个是整个双鱼画出的阴阳鱼，鱼眼在这里。
一个是双鱼的这条线做为分割线，画出一个鱼眼，"他指着双鱼的正顶部和正下部说："这就是鱼嘴。
这两个鱼眼正好是反的，有可能一个指向假位置，一个真位置。”
“太好了！他们议论起来，这下可以直捣阵眼了"咱们立马派人去哪！”
“不！”
李医生掩不住的得意，重案支队解了多久的难题，让他轻易解开，想不得意都难："如果我判断不错，人去容易出问题。
我建议直接用炮轰！”
李医生豪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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